【光明學術筆談】

每一種文化生命體都延續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中華文化傳統既構成了中華民族“向內凝聚”的突出特性，也蘊藏著中華文明歷久彌新的精神密碼。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可見，中華民族的獨特性，歸根結底是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所決定的。站在新的起點上，守住“中華民族的根和魂”，鞏固文化主體性，我們就要深入挖掘中華文明中蘊含的中華民族文化精神、文化胸懷與文化自信，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精神支撐。

“心性之悟”的文化傳統

“心”的問題，不只是心靈感悟問題，更是文化主體性問題。不同文化傳統的“心學”存在思維邏輯、理論特質與踐履方式上的差別。比如西方對心與身關系的探討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但將這一問題置于近現代哲學之中心地位的則是笛卡爾。他認為心的實質是思維，是與身或廣延實體完全不同的存在物，即“身心二元論”。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心”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思想范疇，后來又發展出“心性之學”。孟子之前所言之“心”，多指“情識之心”，即知覺、感情、意欲的心。從人本身“心的活動”中確立道德之根據，是孟子心學的特色。孟子把心的活動，從耳目口鼻之欲為主的活動中超脫出來，闡發為怵惕惻隱之心的直接、獨立的活動。這種“心思”，實際上是“心”自己發現自己，自己呈現自己，無待于外。如孟子所言：“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進一步說，人能夠依靠對內心本性的理解，達到知人、知物，并通過“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的內在超越方式，實現“成己”“成物”。

如果說儒家以“盡心、知性而知天”的“有為”原則，追求“忠恕之道”的人格理想，那么道家則以“由道而性、而心”的“無為”方式，守望“恬然無思”“虛極靜篤”的精神意境。在長期的生命實踐中，道家所講求的無欲、常心、心齋、坐忘、“滌除玄鑒”、“復歸于樸”等心性理念，與儒家的心性精神內在地構成了互補相生的關系，共同形塑了注重“自我內治”的中國文化傳統。這種講究教養、內治的心性修養智慧，有益于化解西方理性邏輯統攝下的心與身、精神與物質、個體與類之間的二元對立困境，同時也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完善人的生命本性、開顯生命的內在價值奠定了心性根基。

“觀其會通”的辯證基因

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至今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這與中華民族始終秉承“變則通”的文化精神緊密相關。“變通”是早在西周初年就已確立的一種思維方式。《易·系辭上》有言：“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這里的“門戶之喻”生動地體現著陰陽合德、運化生生的生命韻律，同時也說明乾坤這對矛盾在其變化發展中各自具有的特點，只有通曉人及其生活世界的矛盾本性，因時因勢進行革故鼎新，方可通達且長久。

“變通”思想在儒家經典中得到了引申和發揮。比如理解與踐行“損益盈虛”之理，一方面要把“至誠”與“合時”融通起來，也就是說，決定“損”與“不損”的尺度規則不在于主觀好惡，而取決于“內心孚誠”，同時“損”要“合時”，即因時而定、因勢而動，從而做到時當損則必損，時不當損則必不損。另一方面，要把變革發展與持中慎行有機結合，上古先賢關于“疏川導滯”“彝倫攸敘”與“汩陳五行”“彝倫攸斁”所給予世人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深化了對社會變革邏輯的辯證理解，敞開和培育了中華民族“通權達變”的思維意向與價值精神。

“觀其會通”的生命辯證法是中華文明得以綿延賡續、創化不已的內生動力。因此，在以創新為支撐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我們要實事求是地分析變與不變，以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銳意進取精神，自覺賡續中華文化生命體的精神根脈。

“天下之思”的文明創見

“天下之思”及其制度體系不僅是中國人的集體文化記憶，而且凝聚了華夏禮樂文化精神與政治治理智慧。這種致力于“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秩序理念，對于深切理解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歷史敘事邏輯，以及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德治天下”是周代以來中國政治和倫理的核心理念。《尚書》言，“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惟德動天，無遠弗屆”。這些觀點表明“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能夠使人的行為合于正道，利于國計民生；制定刑罰乃是希望達到不使用刑罰之目的，實現理想的天下之治。這也正是孔子追求的“近者悅，遠者來”的社會理想。可見，推行“文治德政于天下”是處理和維護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政治原則，也是寶貴的制度倫理基因。

“和實生物”“協和萬邦”是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人文精神與價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