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制圖/高俊夫

除了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外，內幕交易者還應該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最高法應該早日出臺內幕交易的司法解釋，讓利益受損的投資者擁有向內幕交易者索賠的機會與權利。這既是嚴打內幕交易者的手段，亦是保護投資者的舉措。

動用1.35億元資金內幕交易自家股票，不僅沒有賺錢，反而虧損2800余萬元，這樣悲凄的一幕就發生在春興精工董事長孫潔曉的頭上。而且，鑒于違規行為惡劣，孫潔曉不僅被證監會處以25萬元的罰款，并且還被采取十年證券市場禁入措施。對于該董事長而言，可謂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春興精工內幕交易案，內幕信息形成于2016年6月12日，上市公司于2017年2月25日發布收購標的公司股權的公告。而在此前的2016年11月至12月期間，違規人員通過控制他人的賬戶，在轉入巨資后即開始大量買入春興精工股票。此外，在上市公司未披露收購事項前，違規人員還通過信托產品大量買入上市公司的股票。因此，包括孫潔曉在內的違規者最終受到了證監會的處罰。

從證監會每年的案情通報看，內幕交易案正呈現出新的特點。一方面，內幕交易違規人員的涉及面越來越廣，從上市公司內部一般人員到高管甚至是董事長、內幕交易知情人的親戚與朋友，以及地方相關部門的人員等，都曾經牽涉其中。另一方面，賬戶選擇上，從利用自己賬戶進行內幕交易，到借用或控制他人的賬戶，甚至通過信托產品進行內幕交易，也說明內幕交易越來越隱蔽。此外，在資金投入上，從幾百幾千萬元攀升到上億元，說明違規者竊取市場利益的胃口越來越大，也說明其作風越來越“剽悍”。

內幕交易的危害性自不待言，因此成為監管部門嚴厲打擊的對象。而且，在市場上的諸多違規行為中，內幕交易往往占據著較高的比例。比如2018年證監會共作出行政處罰310起。其中，涉及信息披露違法類案件56起，操縱市場案件38起，中介機構違法類案件13起，私募基金領域違法案件10起，短線交易案件13起，從業人員違法違規案件24起，而內幕交易類案件則高達87起，占比28.06%。該數據既凸顯出內幕交易的猖獗程度，也說明對于內幕交易行為，需要進一步強化監管。

個人以為，強化對內幕交易的監管，需要“打”“防”結合，如此才有可能取得最佳效果。在防范方面，首先需要上市公司建立防止內幕信息泄露的“防火墻”制度，以規范內幕信息的輸出與傳播，把內幕信息知情人控制在最少的狀態。其次，建立“有異動必有嚴查”的機制，利用滬深交易所的大數據系統，嚴密監控股價出現異動的上市公司，以及持股出現異動的賬戶，并結合上市公司的公告，嚴查個中是否存在貓膩。

在嚴厲打擊內幕交易行為方面，個人建議對公司法、證券法、刑法進行聯動修改，特別是涉及市場違規行為方面，需要考慮到市場的現實狀況與呼聲，大幅提高包括內幕交易在內的違規成本，以讓違規者付出慘重的代價。

在對內幕交易違規行為的處罰上，切不可一“罰”了之，也不可以行政處罰代替刑事處罰。從近幾年的案例看，內幕交易案件中，罰款成為“主旋律”，這是值得商榷的。另有某些需承擔刑事責任的案件，往往都是判處緩刑，這既不利于提高違規成本，也不利于產生震懾作用。而就春興精工案而言，動用1.35億元的資金進行內幕交易，足以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按照《刑法》第一百八十條的規定，應該“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絕非證監會的罰款25萬元與10年市場禁入了事。

除了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外，內幕交易者還應該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一些獲利不菲的內幕交易案，違規者的獲利來自于其他投資者的虧損。案件查處后，違規收益沒收，但利益因此受損的投資者卻沒有受到補償，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個人建議，最高法應該早日出臺內幕交易的司法解釋，讓利益受損的投資者擁有向內幕交易者索賠的機會與權利。這既是嚴打內幕交易者的手段，亦是保護投資者的舉措。此外，對于參與內幕交易的上市公司高管等人員，應認定為高管的不當人選，并采取不低于10年市場禁入的措施。

□曹中銘（財經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