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兩會上海代表團的全體會議上，樊蕓代表稱：現在證券法頂格處罰只有60萬元，解決不了問題。像“割韭菜的趙薇”，不止一項罪名，加起來才罰70萬元。建議證監會主席易會滿“要管管”。

對樊蕓代表的提議，筆者非常支持，就應該大幅提高證券違法違規的成本。

證券違法違規成本較低，是一些市場主體敢于以身試法的主因，反正違法所得遠比潛在違法成本要大。目前的證券違法違規成本主要包括行政處罰、刑事懲戒和民事賠償三部分。首先，行政處罰金額過低。《證券法》對虛假陳述的行政罰款僅為三十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其次，刑事懲戒缺乏威懾力。《刑法》對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對欺詐發行股票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三，民事責任追究不到位。很多受損投資者沒有足夠時間和精力提起訴訟，且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極少立案，受損投資者獲得民事賠償的難度較大。虛假陳述民事賠償制度雖然比較完善，但賠償主體往往是上市公司，而非董監高等實際責任人。

與之相比，美國證券市場的違法違規成本則要高得多。《薩班斯法案》規定，故意進行證券欺詐的犯罪最高可判處25年監禁，對犯有欺詐罪的個人和公司的罰金最高分別可達500萬美元和2500萬美元。安然公司因造假被美國證監會罰款5億美元，公司宣告破產。安然公司有幾十人被提起刑事指控，CEO斯基林被判24年徒刑并罰款4500萬美元，其財產也被凍結；前董事會副主席巴克斯特在2002年美國國會開始全面調查安然破產案時飲彈自殺。會計師事務所的安達信因幫助安然公司財務造假，被判處妨害司法公正罪后宣告破產。安然公司的投資者通過集體訴訟，獲得71.4億美元的賠償金。

在成熟資本市場，財務造假者通常會被罰得傾家蕩產，甚至會“把牢底坐穿”或丟了卿卿性命，足以震懾那些以身試法者。因此，首先建議A股市場提高對違法違規的行政處罰力度。比如，對虛假陳述的行政罰款規定不低于2000萬元。

其次，要提高刑事懲戒力度，將欺詐發行罪的最高刑期從現在的五年提高到無期，對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刑期也要大幅提高至25年。還應規定，證券犯罪不得減刑或假釋。證券犯罪分子要想違法獲得大量金錢，就要承擔“失去人身自由”的風險。

其三，要完善民事賠償解決方式。2018年出臺的《關于全面推進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的意見》第13條提出，對虛假陳述、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民事賠償群體性糾紛，受訴法院可選取示范案件先行審理判決，以此引導其他當事人通過糾紛多元化解機制解決糾紛。

其四，要提高市場操縱、內幕交易的違法成本。建議盡快出臺相關民事賠償司法解釋，讓違法違規者隨時面臨廣大投資者的民事索賠。

其五，對虛假陳述應追責首惡。上市公司違法違規的主要責任人應是董事長、董秘、財務總監等高管。應該規定，董監高需以個人全部財產承擔賠償責任，在賠無可賠之后，才由上市公司兜底賠償。

其六，監管部門監管執法應遵循公平原則。現行重大違法退市制度，依據“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略顯不公。

□熊錦秋（財經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