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教育懲戒權不能泛泛而談，一邊是概念化的懲戒教育，一邊是籠統的不能體罰和變相體罰，老師處于兩難之中不知如何處理的現狀，宜盡早終結。】

3月6日，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接受采訪時表示：這次向兩會提出修改《教師法》的議案，《教師法》要明確寫清楚教師具有教育懲戒權。他認為，教育懲戒權屬于公權范圍。教育懲戒權有其特定的含義，不含體罰、打罵、辱罵，對其理解要準確。

給教師懲戒權的討論由來已久。但在現實中，對于教育懲戒權如何具體操作實施、尺度如何把握，這些具體環節仍存在模糊和爭議之處。在很多師生沖突中，教師認為那是合理懲戒，家長和輿論卻認為是體罰。在此語境下，懲戒教育往往會演變為師生個人恩怨。

因此，我認同周洪宇代表說的“教育懲戒權屬于公權范圍”，將懲戒教育學生歸于公共事務，也確有必要。

而將教育懲戒權歸于公權，就應有明確的適用范圍、調查處理程序、監督機制。

首先，要對懲戒教育進行明確的制度規定。明確學生的哪些不良或違規行為，可以受到怎樣的懲戒。其次要根據規定，調查學生的不良行為、違規行為，舉行聽證會，根據調查結果對學生進行懲戒。再次，對學生進行懲戒教育時，要公開透明，接受師生、家長監督。

具體而言，對于發生在校園中的學生違反校規行為，應由學校的學生事務中心對其進行調查，并根據調查結果進行懲戒，而不是直接由發現違規行為的教師、班主任進行懲戒。由學生事務中心進行調查處理，也就是對學生進行法制教育、規則教育。這就如抓到小偷之后，不能毆打小偷，對小偷施以“私刑”，而必須交給警方進行處理。

去年，教育部、公安部等11個部門聯合制定并印發《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方案提到要成立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這就是把對學生違規行為的調查、處理，納入法制軌道。

這里面，還應對學生的違規行為性質加以區分：若是涉及違法，那就可由學校直接報警，由警方介入調查、依法處理；在警方處理之后，再由學校按校規進行處罰……總之，就是教育的歸教育、行政的歸行政、法律的歸法律。

若是發生在課堂上的學生違反秩序行為，則應賦予教師直接批評教育學生的權利，而不是任由學生破壞教學秩序。至于具體懲戒教育方式，也需要明確細化：如在課堂上高聲喧嘩，出現第一次，教師可以口頭警告；出現第二次，教師可以叫學生站起來；出現第三次，教師則可以將學生請出課堂。在制定課堂懲戒教育規則時，不妨公開征集家長、學生等多方意見，得到其認可。

總之，落實教育懲戒權不能泛泛而談。一邊是概念化的懲戒教育，一邊是籠統的不能體罰、變相體罰，老師處于兩難之中不知如何處理的現狀，也宜盡早終結。鑒于此，在“兩會”代表委員呼吁之外，也需要相關部門立足我國教育實際，推進相關方案的建立、細化和實施，在學生、家長、教師和學校的需求中達成共識。

□熊丙奇（教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