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華為手機進入美國市場再次受阻的消息，長時間被中國公眾關注，持續發酵。北京時間1月9日早間消息，美國移動運營商AT&T已經放棄了與華為合作，不在美國售賣華為智能手機。此前，美國18名國會議員聯名致信聯邦通信委員會(FCC)主席，要求FCC對華為與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合作展開調查，這很可能是雙方合作失敗的根源。

正如許多媒體和分析所言，此次合作告吹在某種程度上是人為干預的結果，其中就有非市場因素。華為遭遇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所謂的國家安全、綠色標準等都是新型貿易壁壘的最好托詞。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國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中國領導人屢次在國際舞臺上為全球治理體系轉型進言獻策，展示了中國積極推進“新型全球化”的意愿和能力，彰顯了負責任大國的智慧和形象。相信，一系列推進“新型全球化”的國家行動，必然改善華為等我國跨國企業的國際生存空間。

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就沒有作為的空間，其實，在相同的政策環境下，企業的作為空間還是相當大的，只有企業行動與國家行動相得益彰，才能使得華為們掙脫貿易保護主義的束縛。

此次與AT&T合作取消將對華為挺進美國市場造成不小的影響。美國手機市場是“運營商主導型”，美國智能手機都是通過三大移動運營商（Verizon、AT&T、Sprint+T-Mobile）銷售出去的，市場份額占比80%-90%。所以華為全球排名第三，國內第一，在美國卻只能在Bestbuy、亞馬遜商城等銷售，在美市場份額僅有0.5%，中小運營商只是一些殘羹剩飯而已。

反過來說，美國民眾也損失了選擇第三大手機品牌服務的機會，更為重要的是，華為手機進入美國市場將為消費者帶來更加物美價廉的手機，正如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在現場表示：“對我們來說，對運營商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對消費者來說損失更大，因為他們失去了最好的選擇。”

應該說，華為手機進入美國市場，對營運商和美國廣大消費者是利益最大化的，與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戰略并不違背。事實上，在很多時候，貿易保護主義保護的是少數人，例如歐美保護農產品，實際上農民占這些國家總人數的10%還不到，鋼鐵、紡織在這些國家屬于夕陽產業，就業人數越來越少。

但往往在很多時候，“多數人”卻輸給了“少數人”。我們可以從貿易政治經濟學、集體行動理論中找到答案。

貿易保護主義往往是打著經濟問題幌子的政治問題。在貿易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中，究竟是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還是貿易自由政策，利益集團發揮著很大的影響力。雖然總的來說，貿易政策制定的邏輯起點是國家利益，但很大程度上是一國各種利益集團政治角逐的結果，政府的目標也并非總是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集體行動理論認為，政策是否被政府采納不在于受益或受損的人數多少，而在于利益集團的集體行為是否有效。事實上，華為進入美國市場有利于美國大多數民眾福利最大化。但是，從理論上來講，小利益集體更容易達成有效行動，因為其貿易保護的單個平均收益最大。

也就是說，可能受到華為沖擊的本土品牌或利益集團是“少數人”，而他們的行動遠比美國消費者“多數人”更有效，阻止華為進入美國并非完全出自美國國家利益，而是少數政客或利益集團的博弈籌碼。

貿易政策更多是一種政治均衡，而不簡單是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我們可以從中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華為不僅僅要關注能否給美國消費者、營運商在價格上帶來利益，還要關注美國國內利益集團等對貿易政策的影響因素等，要在美國政治規則下爭取更多的“局中人”，如代表營運商、消費者利益的組織，由他們來打破被少數利益集團所扭曲的“美國利益”。

事實上，在改革開放初期，許多美國企業就是通過改變我國投資政策，進入中國市場的，這符合全球化的利益。這也給華為等中國企業更多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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