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0日，陜西勉縣武侯鎮咸河村建起了漢中市首家“道德積分銀行”，只要村民積德行善、做任何好事，都可以通過村三委會設立的道德評定委員會評分后記錄在冊，而儲存在道德積分銀行的積分，可定期兌換生活用品。“道德積分銀行”成立剛一個月，已有8名“儲戶”。村第一書記稱，設立初衷就是為了弘揚正氣，帶動更多的村民做好事。（9月28日《華商報》）

設立“道德銀行”的想法很好，但是能否收到預想中的效果，其實很難說。甚至，“道德銀行”能否持續下去，也是個疑問。

某個行為是否符合道德，通常不難作出判斷，但是，這里判斷標準卻很難保持“客觀”——由于標準通常只存在于人們的主觀認知中，是約定俗成的而非板上釘釘的，所以這一標準又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觀”性。這也就導致了給某個道德行為賦分，并且對不同的道德行為分別賦予不同的分數時，本身就很容易出現爭議。

賦分和評定權屬于村三委設立的“道德評定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是由活生生的人組成的，是人就有可能產生偏見，由存在偏見可能的人組成的委員會，對主觀性很強的道德行為進行評定，而且這評定最終指向的是具有一定誘惑力的物質獎勵，在人情因素濃郁和宗族勢力強大的鄉村，誰能保證評定的客觀性？誰又能保證委員會本身不會被利益腐蝕？誰又能保證不會出現“看人下菜碟”的現象？

更重要的是，道德本身具有強烈的精神性，作出道德行為是出于內心精神性的需要，獲得的來自他人的贊揚、感謝等也是偏向于精神性獎勵，一旦摻雜上過多的功利和物質因素，來自他人和自己內心的精神性獎勵就會減少，繼續作出道德性行為的動力就會受到抑制，進而導致類似行為的迅速下降。

事實上，陜西這家“道德銀行”并非首創。早在2002年，湖南長沙岳麓區望月社區就創建了全國首家“道德銀行”，2003年底，在甘肅蘭州城關區也出現了一家“道德銀行”，但這兩家“道德銀行”都沒運行太長時間即要么宣布關門，要么不了了之。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這些“銀行”開張后，當地的好人好事不升反降，很是尷尬。

表面上來看，傳統的社會治理是崇尚道德的力量的，也即《尚書》上所說的“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自上而下都崇尚道德，也都嚴格遵守道德的約束，不必費什么力氣（垂拱），天下就可以治理得井井有條。這樣的思想來自儒家，但是，對歷史稍有了解者即知道，在儒家的外表之下，實際上是法家的理念在起實際的作用，即所謂的“外儒內法”。“百代都行秦政法”，即是此意。

當然了，這并不是說道德的力量在社會治理的層面是完全無用的，而是說，道德的力量是有限的，它可能在有限的范圍內、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作用，甚至比法律更有約束力，但是，它的劣勢也是非常明顯的——當有人刻意突破道德的約束時，或者說當一個人根本不把道德、良心之類的東西放在心上，不把輿論的譴責當回事時，道德常常只能完敗。所以，道德力量的有效發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治力量的強弱。

與其假創新的名義搞什么“道德銀行”，不如搞好村規民約的建設，大力推行普法教育，在建立起良好的法治觀念的基礎上，通過村規民約，法律和道德雙管齊下，建設好民風淳樸的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