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有‘結婚勝如小登科’之說。”山東民俗學會會員王德勝說,“結婚是人生大事,必須‘三書六禮’齊全,否則婚姻會被認為有瑕疵。‘六禮’是男女雙方從陌生至完婚的整個結婚過程中的六個步驟,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和親迎；‘三書’指在‘六禮’過程中所用的文書,包括聘書、禮書和迎書。”

王德勝介紹說,魯北一些農村地區,又把這一過程進行了“通俗化”解釋。按照習俗,適齡男女從完全陌生到結為夫妻,需要經歷“問名”“小見面”“大見面”、訂婚、結婚等多個環節,大約耗時一年。并且當年麥收后,男方要給女方送“麥禮”,逢年過節要送“節禮”,訂婚時送“聘禮”,結婚時再送“彩禮”。這些“禮”一般包括煙、酒、糖、茶、肉、油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部分禮金,數量和金額多少要參考當地風俗、家庭條件、雙方意見等多個因素。

魯北農民張克蘭做了50年“媒婆”。她向記者說:“我今年83歲,33歲第一次給別人說媒,一共‘說成’了104對夫妻。20世紀六七十年代,結婚前男方一般會給女方4到6身新衣服、6斤酒、8斤面、10斤油；20世紀八九十年代,則變成了8身新衣服,煙酒糖茶數量增加、檔次提高,有錢人家還要置辦‘兩鋪兩蓋’(兩條被子兩條褥子)、‘三轉一提溜’(自行車、縫紉機、手表,有提手的錄音機)；到了20世紀90年代,‘三金’(金戒指、金項鏈、金耳環)又加了進來,成了結婚標配。”

進入21世紀以后,農民的“錢袋子”越來越鼓,結婚相互攀比、鋪張浪費之風在一些農村地區也愈演愈烈。張克蘭說,以彩禮為例,從早些年“見見面,六十六”“拉拉手,九十九”,逐漸上漲至“千里挑一”(1001元)、“萬里挑一”(10001元)、“三家一起發”(31800元)。

更有甚者,一些農村彩禮頻出“天價”。“萬紫千紅一片綠”(一萬張5元鈔票、一千張100元鈔票和若干張50元鈔票)、“一動不動”(一輛汽車、一套樓房)、“三斤三兩”(三斤三兩重的100元鈔票)、“一二三四五”(一個院落、二層小樓、三斤重的100元人民幣、四輪汽車、50歲以下雙親)等“新詞新說”成了這一現象的真實寫照。

農村婚嫁成本節節攀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社會學專家、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周孝正看來,這背后反映了農村男多女少的人口現實。“嫁娶資源”失衡,必然帶來“稀缺資源”身價的抬升。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016年年末我國內地總人口138271萬人,其中男性人口70815萬人,女性人口67456萬人,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359萬人。

同時,婚嫁成本提高也反映出部分農村貧困的現實。越是貧困地方的農民,越幻想通過索要“天價彩禮”一夜暴富,幻想通過“嫁女兒”改善一家老小的生活狀況。

山東省臨沂市文明辦的一名干部就對記者表示:一些農民之間相互攀比、“愛面子”心理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農村是熟人社會,結婚過程中基本上所有信息都是公開的,街坊鄰居、七大姑八大姨還要“品評”一番。不少農民都有這樣的想法,李四家嫁閨女要了10萬,我要8萬顯得我家閨女“太便宜”了,讓親友笑話；婆家給王五家閨女送了鉆戒,我家閨女要是沒有,顯得“太寒磣”,讓鄰居笑話……張三比李四、李四比王五,比來比去就把婚嫁成本拉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