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住建委否認將出臺房產新政的傳言后，此間“離婚熱”并未冷卻。30日上午9點，本應是離婚業務才開始辦理的時間，可是上海徐匯區婚姻(收養)登記中心的離婚登記處，限定一天辦理60個號碼，且一早被“搶光”。（8月30日中新網）

這些年來，從農村到城市，假離婚的現象層出不窮，背后的原因五花八門，令人五味雜陳。以前是結婚萬能，結婚分房，結婚解決工作，結婚發糧油票……現在是離婚萬能，拆遷補償離婚、買房買車離婚、子女上學離婚、應聘工作離婚……

之前曾有媒體報道寧波某地發生大批村民集中離婚又結婚的現象，甚至出現女婿和丈母娘，外甥女和舅舅結婚的事。而黑龍江前些年由于一些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已婚女職工不能和男同事一樣報銷暖氣費，不少女職工只好選擇和丈夫假離婚以報銷暖氣費，隨著黑龍江省新政策的出臺，省直在哈單位暖氣費由“暗補”變“明補”，許多人又開始忙著復婚。

有人說“假離婚”是個道德問題，有人說“假離婚”是個法律問題，有人說“假離婚”是個經濟問題。事實上都是也都不全是。捋一捋這些年的“假離婚”鏈條，并不難發現，“假離婚”的“真問題”其實是權利問題。它是公共政策對民眾權利不平等的分割過程中，民眾下意識維權的特殊渠道或手段。

政府部門似乎習慣了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拿戶口、戶籍、學歷、婚姻、獨生子女、社保這些東西加杠桿，加杠桿的目的多是防避風險，管理方便。當然不排除有少數人是想鉆政策的空子，以實現私利最大化。但更普遍的情形，是一些政策制定者動輒拍腦袋，動輒玩套路，不是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就是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結果是不合理的政策導向，把人們引向了“假離婚”的歧途：為什么我結婚了我的權利就受到限制？那么為了維護我的權利不受侵害，我只好“假離”，盡管我也不愿意。

試想，如果沒有重點學校沒有名校，各校硬件軟件大致均衡，還會有人寧愿買學區房半間廁所也不買非學區房的三室一廳嗎？如果拆遷是按人均面積或實際建筑面積，而不是按戶來補償，還會出現貴州某地有一個村一半以上的村民都已離婚的奇聞嗎？如果購房條件以人均享有多少平米的基本權利做限定，要享受更多的權利必須付出更多的成本，還會有連夜排隊離婚的奇葩嗎？

作為一個城市的公民，他享有法定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一項與民眾利益關系密切的政策出臺，需要事先征求民眾的意見，需要有民眾代表參與政策的制定，發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并全程實施監督。這樣才能找到共贏的辦法。如果為了公權利益最大化，而單方制定“單邊條約”，那么拆遷補償就仍有沖突，學區房就仍有丑聞，“假離婚”就前赴后繼。從這個角度說，“假離婚”的“智慧”，更像是以非暴力方式的“維權”，它甚至可以以丑聞的范兒倒逼公共政策的糾偏，使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再以公權利益為本，而是行駛在真正以人為本的軌道上永不脫軌。

當一個地方的“假離婚”成為一種現象，成了民生新聞時，往往并非是因為那里的民眾道德扭曲，而多半是規則走偏；并非是因為那里的民眾人心有泥洼，而多半是政策有缺陷；并非是因為那里的民眾玩弄假手法，而多半是在尋找“真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不是以溫柔的語氣提醒民眾“假離婚有風險”，也不是以強硬的姿態吶喊“法要責眾”，而是要敢于把“真問題”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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