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要求以建筑市政、餐飲服務等易發生拖欠工資問題的行業為重點，健全源頭預防、動態監管、失信懲戒相結合的制度保障體系，完善市場主體自律、政府依法監管、社會協同監督、司法聯動懲處的工作體系。到2020年，形成制度完備、責任落實、監管有力的治理格局，使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得到根本遏制，努力實現基本無拖欠。

每到年關，“討薪大戲”總是如期上演,國務院專門出臺意見規范農民工工資發放，并列出具體的時間表,這無疑具有積極意義。為了讓意見真正能夠落到實處,相關部門甚至想出了具體舉措。如,意見提出,工資發放上推行銀行代發制度，鼓勵實行分包企業農民工工資委托施工總承包企業直接代發的辦法等。

問題是，農民工按時獲取合理工資報酬是法律賦予的權利。勞動法已經頒布20余年，新勞動合同法已生效8年。早在2004年，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就明文規定，逾期不支付工資的，責令用人單位按照應付金額50%以上一倍以下的標準計算，向勞動者加付賠償金。多部法律法規還規定，一旦出現工資拖欠，由職能部門啟動保障金，發放農民工工資。如今,國務院辦公廳的意見更是明確提出，到2020年要實現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在惡意欠薪人人喊打的當下，農民工工資依然被拖欠，只能說明法律法規未被用人單位信仰，法律執行力疲軟。

應該說，勞資雙方權利、地位不對稱是農民工工資被拖欠的重要原因。在現實勞資關系中，由于農民工話語權缺失，有的農民工并沒與用人單位簽訂規范的勞動合同，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農民工討薪經常會遇到證據收集難，維權效率不高等問題。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政府在處理欠薪的問題上，執行力不夠，尚未對欠薪企業形成強大的威懾力；勞動法等法律法規沒有被敬畏，導致職能部門工作效率不高，政策措施難以有效執行，形成政府不斷出臺措施，欠薪、討薪事件又不斷發生的被動局面。這既傷害了農民工的利益與感情，也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其實，欠薪問題的根源除了老板無良以外，還在于社會信用機制缺失、法律法規不完善、執行力不夠、農民工維權渠道不暢通。因此，建立行之有效的欠薪預防機制十分必要。比如，企業不交足工資保證金不許開工；采取“舉證責任倒置”辦法，由用人單位負責舉證，企業拿不出工資發放證據視為欠薪，依法進行處罰；完善社會信用系統，給欠薪單位建立信用檔案，把欠薪者列入信用黑名單，全國聯網，讓欠薪者寸步難行；落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等，從源頭堵住欠薪漏洞。更重要的是，既然惡意欠薪已被列入刑法的范疇，職能部門要讓法律制度通上高壓電，讓欠薪者實實在在地付出代價。（福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