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真正活下來的文藝作品，多是蘊含著博大的心與深沉的愛；那些真正被記住的作家與藝術家，多是充盈著道德的善良與人性的溫暖

因為創作與生命緊密相連，所以對外的面向社會的擔當，與對內的面向心靈的抒情，就成為一些經典作品的典型特征

每次過洞庭湖，見那岳陽樓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大字，就會想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范文正公，想到他哪怕就只有一篇《岳陽樓記》，躋身古往今來第一等作者的隊列里也會毫無愧色。其實今天看來，那些真正活下來的文藝作品，多是蘊含著博大的心與深沉的愛；那些真正被記住的作家與藝術家，多是充盈著道德的善良與人性的溫暖。他們仿佛是行走在精神天地里的一群巨人，情感充沛，氣魄宏大，正道直行，勇于擔當。他們的身上，幾乎看不到冷漠與萎靡；他們的作品，常常激蕩著浩然之氣。對于這樣的作者，我們可以歸納出很多條創作經驗，但最根本的一條，恐怕還在于他們都具有難能可貴的擔當精神。

“擔當”一詞，蒙塵久矣，當前的摩登人士似已不屑使用，認為那是活躍于上輩人口中的過時概念。擔當其實既不高深，也不庸俗，更不過時，擔當精神之于文藝創作、之于文藝工作者，好似骨中的鈣、肉中的血，須臾不能離棄。那么，擔當精神在當今時代具體指的是什么？一般來說，它是指一種創作追求，是以誠摯、嚴肅、勇敢的心，在作品里關心民瘼，撻惡揚善，表達真情，傳遞思考，直至參與人生的建設與歷史的建構。就當下的創作而言，擔當精神尤其呼喚創作者“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以一種雄健的精神力量，對某些萎靡的創作風氣敲警世鐘、做獅子吼，以求重新提振文氣、濡養人心。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不知從何時起，我們的文藝創作似乎在疏離擔當精神，一些文藝作品呈現出匍匐爬行、無力挺立的精神格局。以文學為例，那些熱衷于書寫生活的雞毛蒜皮、展示人性的齷齪陰暗、暴露人類的欲望隱私的文字，常常大行其道。一些作品譏諷道德，解構崇高，態度輕慢，筆墨涼薄，多的是對胸中戾氣的無度宣泄，缺的則是對歷史、對生活、對人類起碼的尊重與建構。這一類作品，論其形式與技巧，可能較之以往有了新突破，但卻無法掩蓋奇巧華麗面目之下文學心靈的荒涼——那種經典文學所具有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情感，懇摯的態度，富于同情與理解的心靈，足以感染人、激勵人、提升人的精神力量，在它們那里變得一片漫漶，模糊不清。有的時候，我們覺得一些作品似乎變成了純粹的語言狂歡與情緒宣泄，而不再是關乎社會、關乎人心、關乎生命的“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也許正是當前一些文學作品缺乏讀者的重要原因。

錢穆曾經說：“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謂文學即人生。”由此推廣開去，一切的文藝作品，都可以說是一種生命之學，是創作者心靈與生命的外化與展現。因為創作與生命緊密相連，所以對外的面向社會的擔當，與對內的面向心靈的抒情，就成為一些經典作品的典型特征。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古之文人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也不難理解，為什么他們的作品常常生長著一種坦坦蕩蕩的擔當精神。即便到了近代，學貫中西的“五四”一代文人，也依然認為改造國民之精神“首推文藝”，由此把寫文章“開啟民智”當作了畢生事業。魯迅所說的“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體現的正是一種自覺自愿、大哉偉哉的擔當精神。

我們本來是有這樣一條優秀傳統的，只可惜如今這傳統在許多人那里“不傳也久矣”。今天，擔當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希望文藝創作者視擔當精神為文藝的親友而非仇讎，成為一個為人民而不是為自己的創作者；成為一個書寫時代變遷而不只是個人趣味的創作者；成為一個具備博大胸襟與精神力量，能夠開出光風霽月的藝術境界的創作者；成為一個始終以嚴肅、認真之態度對待創作，以作品推動社會進步、改善人們境遇的創作者。唯有修正創作態度，敢于勇于擔當，我們的文藝作品才有望產生經典之作，我們的創作隊伍才可能再現“大家”身影。

具而言之，擔當精神體現在創作態度上，是希望創作者從一己之私中走出來，讓自己的作品接通火熱的生活，接通百姓的甘苦，接通時代的脈搏。創作者首先要解決的，便是為誰創作的問題，這個創作對象，不應只是一己趣味，而要涵蓋廣闊生活，面向蕓蕓眾生。中國傳統藝術中有很多經典之作，都把藝術的眼光投向了大地蒼生。如果看過龍門石窟的雕塑佛像，我們會感受到，無論是北魏時期的秀骨清像、身體前傾、面帶微笑、目光下視，還是隋唐時期的健碩豐滿、樸達拙重、眉眼慈祥、神情可親，都無一例外地流露著愿意親近人間、關懷現世的氣息，因而極易獲得人們的接受與認同。

擔當精神體現在思想主題上，是希望創作者秉持敬畏之心，對歷史、對生活、對偉大事物保持一份理解與熱情，不僅僅能夠在作品中“破”，更能夠在作品中“立”，能夠把一種向上的文化理想與健壯的精神力量，通過作品傳導給受眾。古往今來的創作者，若論誰的處境最困厄，司馬遷可能首當其沖，他蒙羞忍恥，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但卻并沒有因此就去寫陰暗與暴戾的文字。《史記》諷刺的人物雖多，但這些被諷刺者也依然帶著大量可親可愛的因素，因為司馬遷是以同情與理解之筆，去書寫即便連自己都感到厭惡的人與事，這使他的創作充滿了人性的溫度，使后世讀者不至于認為他是在借文字以“報私怨”。司馬遷的情感是如此濃烈懇摯，對于命運的理解又如此深入骨髓，當他描寫那些不顧命運之渺茫而矢志奮斗、卻又終歸失敗了的人物時，我們常常覺得他不僅完完全全地投入了自己的一顆心，亦是在對自己“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悲劇命運長歌當哭。一本《史記》，就如此以雄健的文字、濃烈的情感，把作者的一顆博大心靈，永遠留給了后世讀者。

擔當精神體現在美學風格上，常常使作品呈現出質樸、雄健、厚重，甚至勇猛的特征。這些作品因為要反映時代現實，貼近生活與大眾，所以常常是質樸的；因為要張揚文化理想，提振世道人心，所以常常是雄健的；因為要保持豐富的同情與理解，承載人類的艱辛與痛楚，所以常常是厚重的；又因為要對抗現實的誘惑與偏見，指向未來的希冀與光明，所以還常常是勇猛的。這絕非說，別的美學風格就與擔當精神絕緣，而只是說，當我們閱讀那些富有擔當精神的經典作品時，常常會獲得一些規律性的審美感受。我們聽那誕生于民族危亡之際的《義勇軍進行曲》，是不是一種勇猛的吶喊？我們看徐悲鴻寄寓了愛國熱忱的《奔馬圖》，是不是彌漫著雄健的氣息？我們讀魯迅的雜文、巴金的小說、曹禺的戲劇、郭沫若的詩歌，直至蘇俄文學中那些燦若星河的不朽篇章，是不是可以感受到，那多是一種質樸的、雄健的、厚重的創作？當然，不管最終呈現出怎樣的面貌，這樣的創作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嚴肅勞動，焚膏繼晷，勞力勞心，這樣的作品一經分娩，便意味著生命之結晶與心靈之升華，便常常成為文明長河中永不熄滅的燈塔。

擔當是一種自覺，支持和催生這種創作自覺的動力，是樹立正確的文藝觀。“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文藝作品有著與天地并生不朽的偉大價值，這種偉大價值不僅取決于形式之美與識見之真，而且決定于道德之善。道德的完善不僅不會削減文藝作品的魅力，相反還會在整體上提升文藝作品的品格。可以想見，只有那些真誠、正直、勇敢的創作者，那些把真、善、美熔于一爐的創作者，那些在自己的作品中勇于擔當、有所建樹的創作者，才能最終獲得人們發自內心的尊崇與愛戴。

《 人民日報 》（ 2015年10月13日 2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