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歲歲花相似,又到了諾貝爾獎公布時間。每年到此時,“今年有中國科學家嗎”“中國科學家何時才能獲獎”等問題,總是令一些人焦灼。

是啊,迄今為止,生理學和醫(yī)學、物理學、化學三大獎項的得主中只有8張“中國面孔”,而且還都是中國大陸之外的華人學者。中國政府這么重視科學研究,每年的投入也不少,為什么中國科學家迄今還拿不到諾貝爾科學獎呢?

答案非常簡單:火候還不到。

9年前,我曾經在美國舊金山采訪1997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yī)學獎得主斯坦利·普魯西納。這位瘋牛病病原體朊蛋白(普里昂蛋白)的發(fā)現者,實際是在1972年開始這一研究,10年之后才發(fā)表論文,又過了15年,瘋牛病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之一,這項發(fā)現才得到諾獎的認可。

其實,普魯西納的等待還不算長。今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的約翰·奧基夫,在1971年就發(fā)現了讓其獲獎的成果——大腦的位置細胞,43年之后才獲獎。有統計發(fā)現,諾貝爾科學獎的得主從發(fā)表成果到最終獲獎,平均年限是18年。如果以獲獎者開始研究課題做起點,年限還會長得多。

時間是最好的試金石。基礎科學研究往往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從開始研究到出成果就很漫長,而且還未必能出成果。成果發(fā)表后,要經過同行的檢驗、評審,在本學科乃至社會的影響力慢慢顯現,直到此時,才有可能列入諾獎候選名單。

對國家來講同樣如此。投資基礎科學研究不僅“燒錢”,也“燒時間”。美國堪稱諾貝爾科學獎的最大贏家。截至2013年,獲得三大諾貝爾科學獎的美國籍科學家有240多人,占全球得獎者的70%。這一數字彰顯了美國在全球科研領域的絕對領先地位。可數字背后,是美國自20世紀初開始至今的一個多世紀中,對基礎科研的投資一直占全球之首。而且,除政府之外還有各種基金會等非政府機構在基礎科研上花錢。

日本科學家經常出現在諾貝爾獎的領獎臺上,常令一些國人“羨慕妒忌恨”。可是更應該看到,日本與近現代科學技術接觸的歷史比中國長得多。日本科學界在明治維新后開始與歐美學者密切交流,20世紀初就開始參與國際領先的科研項目,到1949年湯川秀樹首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期間也經歷半個多世紀。而中國科學界與世界同行的交流,不過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事。

如果以這個標準衡量的話,中國重視并且成規(guī)模地投資于基礎科學研究,不過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1世紀以來國力、財力較為充裕后的事,而中國研究人員真正參與“世界級”的科研項目,還不過是最近十年內的事。要中國科學家在短時間內就獲得“科學皇冠”諾貝爾獎的認可,未免過于心急。

擺出這些客觀因素,當然并不是說中國科研就沒有自己的問題。“打鐵還須自身硬”。事實上,正因為中國大規(guī)模投資基礎科學研究的時間還不算長,體制機制層面的問題還很多。比如說,以論文數量來考核科研人員,助長了急功近利的風氣；科研經費分配使用不合理,降低了國家投資的效率；“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取向,往往使一些人才未能充分發(fā)揮其科研上的潛力。要革除這些弊端,還必須持續(xù)、深入的改革。

一言以蔽之,“諾獎焦灼癥”應該涼一涼,要淡定,要耐心,更要改革。火候到了,諾獎的認可還會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