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大媽”（Dama）作為一個新詞被錄入牛津詞典，人們突然發現，中國社會中又多了一個特定群體。在大眾傳媒上，“中國大媽”以廣場舞的方式席卷國內外各大城市的廣場；她們出入國外的高檔商場與國內的社區超市，以買打折雞蛋的速度搶LV，也以買LV的熱情挑選雞蛋；她們出沒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車上，在上面擇菜、搶座，與別人爭吵……當大媽被戴上固化的“臉譜”后，仿佛一下子跟世界對抗起來。

污名化“中國大媽”構建不起社會文明

在對“中國大媽”進行評判之前，我們應該先厘清幾個問題：“中國大媽”是我們的親人，比如，我的母親也喜歡跳廣場舞，事實上，親人、朋友、鄰居也多有被歸列到“中國大媽”這個群體者；“中國大媽”跳廣場舞，是在追求健康和快樂，這恐怕是當下城市白領最難以企及的一種生活狀態了；不讓“中國大媽”擠公交，難道你讓她們重新考駕照嗎？

“中國大媽”，是最沒有話語權的群體。她們已經退休，沒有占有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更沒有占有媒體資源；她們多半文化程度不高，實際上那個年歲的人，沒有幾個有高文化的。因此，她們并沒有在媒體中發聲的機會，也沒有為她們這個群體進行正名的機會。而“中國大媽”的污名化遭遇，也出現在10年前的80后以及現在的90后身上，被批為“墮落的一代”已經成為了過來人看年輕人的慣用眼光。

在行為模式上，中國大媽表現出了與所謂精英完全相反的兩條路徑。最起碼的表現有，“中國大媽”甚至都不會上網，至于用自媒體和社交軟件，恐怕就更難了；在理財這事上，“大媽”也與年輕人有著不同的觀念，買LV與買白菜也往往傻傻分不清；在藝術審美上，“中國大媽”基本從來不看電影，不知道什么是大片，不過，她們卻是電視的忠實粉絲，她們不認為抗日劇和家庭劇惡心，她們喜歡看“話嘮性”節目；在健身這事上，她們沒有那么多的文藝范兒，相比于機械舞、現代舞、拉丁舞，她們喜歡歌詞和曲調都在小學水平的《最炫民族風》。除此之外，她們只追求實惠與快樂，她們赤裸裸地把年歲暴露于大庭廣眾之下。

污名化“中國大媽”這樣一個群體，其實也是在污名化我們的社會。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其間的各個群體都應該是彼此互相尊重并求同而存異的。如果哪一個群體的問題特別嚴重，只能說這個社會的某種資源，在對不同年齡群體進行分配時，產生了一些不均。比如，對于廣場舞，我們似乎可以責問城市建設的人均廣場面積、人均綠地面積是不是達到了西方國家的水平。

污名化“中國大媽”，不過是在掩飾當下社會的一些不完美之處，然后，把制度的問題、政府的責任與全體社會民眾的道德問題，都具化到某一個無辜的群體身上。污名化之后，除了“中國大媽”之外的群體，似乎都可以高枕無憂安安穩穩地睡覺，政府部門也不需要對廣場和綠地擴建了，其他人也不需要“每日三省吾身”了。因為，天塌下來，有惡名遠洋的“中國大媽”頂著呢！

污名化一個群體，不是明智和理智的做法。這個社會中的種種問題的解決，都不需要把罪過強加到任何一個群體身上。而且，這樣的社會情緒如果滋長起來，根據“污名不易消除”和“快速傳染”等特性，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群體都有可能被污名化。

王傳濤（山東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