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交通運輸部發布《關于促進手機軟件召車等出租汽車電召服務有序發展的通知（征求意見稿）》中提出，未來將對出租汽車電召實行統一管理。（5月28日《新京報》）

打車軟件出現后，消費者和出租司機的追捧與各地政府的限制形成鮮明對比，難免給人留下“凡是公眾喜歡的，政府就反對”的印象。打車軟件并非完美無缺，比如司機搶單影響行車安全，以及不會用軟件的人打不到車等。盡管如此，交通部部長楊傳堂還是在兩會時表示，電召服務是國外出租車行業普遍采用的服務方式，“總體上要支持和鼓勵發展，對存在的問題要逐步調整和規范”。

眼下交通部的“調整和規范”中“即時召車需求信息只能向空載出租汽車推送和播報”、“在機場、火車站等設立統一出租汽車調度服務站或實行排隊候客的場所，不得通過手機召車軟件等方式在排隊候客區攬客”等，是非常必要的。這不僅確保了行車安全，還有利于維護特定場所秩序。

但“加強出租汽車電召服務的統一接入和管理”、“通過統一的城市出租汽車電召服務平臺運轉，并推送至統一車載終端播報”，甚至“電召服務企業實行市場獎勵計劃的，應當提前10日與城市交通運輸主管部門溝通”，就有限制競爭、干預市場之嫌了。

毋庸諱言，打車軟件對傳統出租車調度平臺形成了巨大沖擊，后者一般有政府背景。這些壟斷性電召平臺完敗于打車軟件，本身就說明了電召平臺毫無市場競爭力。如果通過行政手段維護其壟斷地位，不僅對打車軟件不公平，更會扼殺市場的活力。此外，價格是市場競爭的必然表現，如果企業實行獎勵都要“提前跟主管部門溝通”，這顯然是赤裸裸的行政干預。

李克強總理曾表示：“簡政放權是激發市場活力、調動社會創造力的利器，是減少權力尋租、鏟除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具體到打車軟件，需要用公平來規范市場，而不是用行政限制競爭。總而言之，規范打車軟件要避免限制競爭，否則無異于唱簡政放權的反調。

舒圣祥（湖南 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