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萬物復蘇、花開草長的美好時光，然而，這幾天從日本向外傳出的卻不是令人愉快的氣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1日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向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供奉了稱為“真榊”的祭品。而在昨天，日本跨黨派議員團體“大家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參拜了靖國神社，前往議員達到146名。這無疑是破壞日本同中國、韓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關系的挑釁性行為。（相關報道見4月23日《北京青年報》）

看不出安倍政權有理解鄰國關切，并在未來對此作出適當回應的傾向，執政的日本右翼團體已擺出一副一條路抹眼走到黑的架勢，這不僅使亞洲上空陰影重重，更將危及日本前程。

在一個迅速變化的時代，日本的精英群體顯然缺乏大局觀。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東亞乃至整個亞洲呈現出罕有的向上勢頭，甚至有論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正進入以亞洲為中心的新階段。它已表現出兩個鮮明特點：一是在亞洲東部即東亞地區，區域經濟整合加速進行；二是原本相互分離的亞洲兩翼，逐漸成為一個密切耦合的經濟世界。這個經濟世界的進一步向前發展，將使亞洲的絕大部分國家都能更好地盤活各自自然、人力、資本等資源，從而實現共同發展、一起獲益。

適應亞洲地緣經濟的新景觀，亞洲很多國家都在調整戰略思維、改變國家決策。然而，日本的政治家普遍仍沉浸在以往的世界觀念中，那個世界的經濟是由美國、歐洲和日本共同主導，七國集團的產生和存在是其體現。他們沒有看到，以2008年的歐美金融危機為標志，那個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已入末途，相反以中國、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為引領者的新全球化進程卻方興未艾。在亞洲東西兩翼行將成為一個有機統一的地緣經濟體的過程中，日本如果斷選擇加入后一種全球化進程，將為其前途提供更為可靠的保證。日本不必放棄傳統上與歐美世界的經濟聯系，但需要明白的是，任何國家都不可以違背世界大勢行事，如一意逆行，所斷送的乃是自家未來。

不幸的是，自19世紀下半葉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日本應“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轉向與歐美國家為伍以來，日本始終將自己定義為西方國家的一員，而對其東亞國家身份淡而置之。如果說這在以往有利于日本全面超越周圍鄰居、成為經濟強國的話，那么，當時代的風向已經發生轉變、日本的經濟前途也開始蒙上重重陰影時，這已經無助于日本走出“失去的二十年”。

知時通變本是以往日本民族的一個可貴精神品質。在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中，時任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佑亨，在給清朝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所致的勸降書中，直陳大清之敗乃在于“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而1868年明治維新后日本自我改變之速，也確為當時世界其他“落后國家”所遠遠不逮，它所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日本在很短時間內一度咸魚翻身也成為強國中的一員，避免了被歐美列強殖民的危險。

日本需要從它過去曾經有過的經濟榮光中走出來，更加清楚地認識到這個世界的巨大變化。實際上，日本內部亦有不少有識之士已對此有所意識，比如同樣身為右翼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日本外交應有兩個支柱，一為美國另一為東亞，兩者都不可偏廢。最近，在安倍晉三采取一系列激進冒進政策且不知回頭、使東亞局勢出現嚴重危險局面后，中曾根康弘與另一位知名右翼人士——讀賣新聞集團會長兼主筆渡邊恒雄，就共同在電視節目中反對安倍晉三的“解釋性修憲”策略。日本自民黨前干事長野中廣務、古賀誠等元老派人物也加入了這一行列。

維護亞洲共同發展的大局，才是當下日本所宜之計。越來越多的日本民眾，也已感受到安倍晉三政權一意孤行的舉動給日本和亞洲所帶來的兇險。21日，東京270多名市民代表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判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違憲。這是日本社會涌現出來的正能量，只是這樣的正能量，當前所見還是太少了點。

程亞文（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