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貴州前省長石秀詩、山東前省長韓寓群和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崔俊慧“18萬年薪”受聘出任中國重汽公司獨董一事有最新進展。中國重汽14日發布公告稱，三位先生“提出不受聘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職務，本公司尊重并同意三位先生的意見，并不再履行其他聘任程序”。

3名退休高官拒絕受聘，同時當事公司也“不再履行聘任程序”。至此，最近一直受到輿論廣泛關注的中國重汽“獨董風波”，就事件本身來看，無疑應該說是畫上了一個堪稱圓滿和“皆大歡喜”的句號。因為無論是對于3名退休高官，還是中國重汽來說，這一結果實際上都有利于實現各自的“避嫌”，既有利于退休官員自身避免兼職牟利的嫌疑，也有利于企業避免借用退休高官身份獲取不當利益的嫌疑。而對于社會公眾來說，這一“拒聘”結果，也不失為是對此前普遍表示反對的輿論的一個不錯交代。

不過，盡管事件本身已畫上了句號，但通過該事件所進一步折射暴露出的許多社會現實問題，顯然還并沒有真正結束，更遠遠不談上“皆大歡喜”。首先應該看到，3名退休高官拒聘獨董，實際上并沒有多少普遍代表性，現實中沒有拒聘或早已受聘的類似兼職獨董現象還有許許多多。如調查顯示，早在2011年，滬深兩市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獨立董事，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有近500名前任官員擔任獨董。

更重要的是，還應清醒意識到，在如何有效避免“退休官員兼職獨董”問題上，目前我們還存在許多制度上的欠缺，無法從制度上防范類似兼職獨董現象在今后的繼續發生。一方面，在公務員管理的法律制度上，盡管依據《公務員法》，“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但這一法律顯然又還談不上完善，仍存在許多值得推敲的疑點。如，相對退休高官所具有的巨大“權力余熱”，“三年”的兼職期限限制是否有偏短之嫌？再如，“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準確內涵、明確標準是什么，具體應如何認定？像“前省長”這樣職權十分廣泛的原地方行政長官，其“原工作業務”范圍又是什么？

另一方面，從“獨董”本身角度看，“退休官員兼職獨董”現象的大量普遍存在，實際上也與目前我國獨董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密切相關。這突出體現在，上市公司獨董原本應具有的獨立性和專業性，事實上都沒有得到充分的制度保證，并導致獨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淪為一種名不副實、嚴重異化的“擺設”，許多獨董不僅缺乏真正不受主要股東制約的獨立性，同時也缺乏擔任身為獨董應有的專業素質和能力。而在這種不依賴獨立性和專業性也可成為“獨董”的制度現實下，囿于“權力余熱”的重要資源市場生態，“退休官員兼職獨董”盛行，勢必具有某種必然性甚至必要性。

很明顯，在上述兩方面制度都能得到有效完善之前，乃至進一步真正做到“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政社分開”之前，即便有輿論的強烈關注，退休官員拒聘獨董也不可能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而只能是難以復制的偶然個案，不僅目前既有的大量“退休官員兼職獨董”現象會繼續存在下去，而且將來這類兼職現象也會源源不斷地持續出現。

張貴峰（湖北　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