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教育部長袁貴仁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應當享有同等的入學機會。異地高考要有條件準入，首先家長在當地需有穩定工作、住所、收入并交了各種保險。學生也要符合條件。還有一個城市條件，這個城市發展需不需要這個行業，需不需要這個群體。

在教育的城鄉及地區差距普遍存在且越來越大的情況下，為隨遷子女異地高考設置“準入條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作為旨在促進教育公平、彰顯“同等入學機會”的異地高考政策，其“準入條件”應當合理、合法，不能太苛刻。

依據我國《教育法》，“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上述“準入條件”顯然不符合這一法律要求，因為要求家長有“穩定的工作”、“穩定的收入”，就涉嫌以“職業、財產狀況”來區分隨遷子女的受教育權利。

從更為現實的合理性角度審視，上述“準入條件”也有進一步斟酌的余地。比如，“城市發展需不需要這個行業，需不需要這個群體”的條件，也缺乏合理性。一個城市外來工既然已經在當地長期工作生活、養家糊口，且子女也已隨遷了，又怎能說這個城市“不需要這個行業、不需要這個群體”呢？難道該外來工的工作生活事實，不足以證明這個城市是“需要他及其工作”的嗎？退一步說，即便外來工及其所在行業確實是某個城市不需要的，以此限制其子女高考也是合理的，那么當地戶籍人員也不幸置身“城市不需要的行業”、“不需要的群體”，那么，是否也應平等地限制甚至剝奪其子女的教育升學權利？

再如，從城市外來工的現實生存狀況來看，家長要有“穩定住所”、“交了各種保險”等條件也相當苛刻。國家統計局《2011年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我國外出農民工擁有獨立租賃住房的僅占14.3% ，只有0.7%的在務工地自購房，絕大多數外出農民工的主要居住形式是住宿舍(32.4%)、住工棚(10.2%)、合租(19.3%)等；如果宿舍、工棚等不算“穩定住所”的話，那么絕大多數外來工都不滿足這一“準入條件”。上述《監測報告》還顯示，2011年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為13.9% 、23.6%、16.7% 、8%和5.6%。這意味著，即使只論單項社會保險，在當地參保的外來農民工也是極少數，那么“交了各種保險”的外來工比例勢必更低。

應該說，異地高考準入條件既然是個門檻，肯定都會存在公平公正的問題，它只能是一種臨時的過渡性辦法。現在要明確準入條件必須由嚴到松，更要明確何時取消。總之，異地高考準入條件不應該太苛刻，越苛刻越背離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