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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數國際足壇的大牌球星，除了巴西的卡卡和西班牙的皮克等極少數個案，大都出自貧寒家庭。不夸張地說，每一段一球成名的傳奇都是一個貧民窟百萬富翁的故事。通過這些故事，我們可以大致勾勒出足球人才的成長環境，多半與我們一廂情愿的想象大相徑庭——沒有養護良好的草皮，沒有與之配套的文化教育，沒有準時接送孩子的班車，也沒有足協深謀遠慮的規劃。老馬、肥羅們最初操練腳法的場地，或許是一座廢棄的倉庫，或許是一個空閑的停車場。而隱于這一切背后的是一處城市邊緣地帶的窮街陋巷，那里生活著業緣關系相對穩定的人群，徘徊于溫飽線的家庭，一位長期從事體力勞動卻依然精力過剩的父親和一個有一雙劣質帆布球鞋和橡皮足球便快樂無比的兒子。

意共領袖葛蘭西說過，足球場是窮人的露天王國。在這個王國里，貧困的產業工人們做著當國王的夢。而實現這個夢的成本也相當廉價，只消在工作之余聚集到一塊相對寬敞平整的場地，父子齊上陣釋放著過剩的“力必度”，場邊是粗俗而本真的吆喝聲。而后其中某個孩子被俱樂部球探看中，而后，飛黃騰達。這是“自發秩序原理”在某個特定領域的顯現，因為貧困而少了一些干涉和管束，也因此而獲得了守護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于是天才如雜草一般在貧困而自由的土壤上瘋長。

足球與產業工人一樣，終究是大工業時代的伴生物。回溯中國足球的歷史，早先的人才庫其實也是構建于一些大城市的產業工人聚居區。譬如沈陽的鐵西區，上海的楊浦區，那里曾是中國國家隊的主要兵源地。然而，在中國GDP攀升至世界第二、制造業產值躍居世界第一的今天，何以會出現足球土壤日漸貧瘠的局面？原因不外乎兩點：其一，城市的躍進式發展，如履平地的城市改造步伐動搖且破壞了產業工人聚居區的原生態，穩定的業緣關系和傳統的街鄰格局一去不復返。其二，后繼的制造業工人，即那些新近入城的農民工，因為城鄉二元體制的存在，使得他們雖工作于城市、生活在城市，但在心理上卻始終無法真正融入城市，一個在內心深處與城市疏離、割裂的群體當然也就不可能接受一項屬于城市的運動。

中國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凋零，歸根結底是孕育他們的土壤發生了變化。中國制造業的人口構成發生了變化，原先的那一部分因城市物理形態的劇烈變遷而流失散落于城市四方，如今聚集的那一部分又因政策性原因而無法與城市達成彼此的接受。新城中村的居民更愿意在周邊的網吧排遣鄉愁，而不是在附近的空地上宣泄精力。

所以，我們縱然有世界第一的人口，有世界第一的制造業人口，卻沒有與之相適應的足球人口。在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定時間段，兩者甚至會呈現一種奇異的負相關關系，因為足球對孕育它的土壤有著詭異的訴求。這與我們所習慣的一些關于體育的說法，譬如“國運盛則球運盛”，恐怕有較大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