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5日，鳳凰網題為《茅于軾：高利貸不是剝削 是利國利民大好事》之援引自人民網的文章稱，談及近年來備受爭議的民間借貸，被評為“當代中國最有道德修養和良知的經濟學家”茅于軾認為，導致民間借貸利率這么高的推手是國家對金融的壟斷。他覺得高利貸很好，這是資金優化配置的結果。現在民間借貸主要還是無法可依，政府不太支持這種業務；另外就是壟斷，國企能干好的不許民企和個人去干，國企干不好的也不許民企和個人去干。同時，現在的主要障礙是人們認為放高利貸是剝削。他不懂得放高利貸是為社會創造財富，是利人利己、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對繁榮經濟有非常大的作用。他直言，不放開民間借貸也不是辦法，要讓大家先做起來，在實踐中總結經驗。他覺得應該出臺一個法律，肯定民間借貸的合法性。
誠然，民間借貸有其積極的一面。但筆者認為，在中國現有經濟、政治和社會環境下，如果進一步放開民間借貸，并為此專門立法加以保護，客觀上會成為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助推器，而這于國于民來說都是災難。
眾所周知，多年來盡管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的調控措施，出臺了不少政令，旨在縮小日益明顯的貧富差距，然在眾多地方政府過分追求國民生產總值、極端化“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忽視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效率優先”和“多種分配形式”被片面強調而“按勞分配”卻被嚴重淡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以及國家最高層面在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等方面的指導性失誤，加之原本就存在的地域差異等客觀原因，致使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2011年5月5日人民網報道，據世界銀行的有關報告，中國社會的基尼系數已擴大至0.458；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則高達50%；中國國家統計局前期公布的數據也表明，2004年我國的基尼系數為0.465，我國最富裕的10%的人口占有了全國財富的45%，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財富僅為1.4%。這些數字充分顯示了中國貧富不均的嚴重程度，也顯示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未能被社會各階層共享，絕大部分財富聚集在少數人手中。
在此背景下，立法放開民間借貸，會使得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于少數人手中，甚至為成為中國民間壟斷——摧殘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里程碑；同時，掌握少量社會財富的普通民眾，難以或者無法共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首先，民間能夠放貸的，一般自然是有錢人，或者說是擁有絕大部分財富的那群人。放開民間借貸，最先得利的其實就是擁有絕大部分財富的這群人，甚至促使此類人群成為壟斷者，而背離中國政治理念和政治體系的要求。
容許此群人放貸，事實就是支持其獲得更多的財富，而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處于我們這個社會的主導地位；且在一定時刻，社會的總財富基本是恒定的。就一定意義而言，“富人”的獲得，客觀上就是億萬“窮人”的失去。舉個例子說，一家人共有10個饅頭，如果大哥拿走了8個，那么其他家人就只能分食剩余的2個，不然可能有人就會被餓死。這與當今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之現象及其形成原因何其相似。
前述擁有絕大部分財富者，這些年客觀上確實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做出了不少的貢獻，然其中究竟有多少富人會為中國社會的公正和縮小貧富差距等思量呢？其答案恐怕是令中國億萬普通民眾十分失望的。事實上，中國富人鮮有大力支持慈善公益事業等的殘酷社會現實已經能讓大家明白很多事情。
也就是說，容許他們從事民間借貸，盡管客觀上會促進中國一些民企或者個人的發展，但十有八九會助長某些人“為富不仁”之惡習，而跟和諧社會之構建，以及不斷縮小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之良性努力等格格不入。即民間借貸在做出經濟貢獻的同時，會惡化中國社會矛盾，甚至滋生新的社會矛盾。
何況如今連很多中小學生都知道，中國現在的有錢人之中，有相當部分人的身份非同尋常者。假如讓其合法地參與民間放貸，一旦出現違規或者說違法問題，而給有關方面和社會造成重大損失，那么對此類人的監管，在現有環境下，可謂難上加難。盡管時下國家對此類現象高度重視，而打擊的力度也不小，然現實是殘酷的。
其次，民間放貸一旦合法化，那么客觀存在于中國社會的黑惡勢力十有八九也會乘機而動，披著合法地外衣而明目張膽地予以放貸。如此，會造成什么樣的社會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再者，鑒于民間借貸的高利率、高回報，除上述群體之外，其他一些社會群體也可會鋌而走險，而從事民間借貸。這對于中國社會不會是利大于弊的事情，因為起碼惟利是圖會惡化社會生態，因為鋌而走險往往會伴隨著很多罪惡。
還有，中國縮小分配差距的各種機制尚在建立或完善當中。在此前提下，放開民間借貸，也會促使部分償還能力不足的民企或者個人，成為民間借貸鏈條上的一環，從而成為社會隱患。一旦出現問題，其后果可能不堪設想。
筆者愚鈍而無知，不知茅于軾先生研究的都是哪些高深的經濟學理論，而都有哪些經濟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深知他作為一位年已82歲的經歷過舊社會的人，理應對那時中國社會因為存在高利貸而導致家破人亡之人間慘劇了如指掌，然茅于軾先生似乎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卻拋出了“放高利貸是為社會創造財富，是利人利己、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之論斷。
另外，按照茅于軾先生的思維邏輯，放開民間借貸之后，即“如果做的人多了”，高利貸的“利息自然就下來了”。也就是“導致民間借貸利率這么高的推手是國家對金融的壟斷”。 對此筆者也不敢茍同，因為二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譬如，在中國房地產業界，目前民企是多如牛毛。即國家沒有壟斷房地產市場，但這些年中國的房價如何呢？
其實，一個簡單的道理是，有些領域需要國家壟斷。譬如食鹽。試想：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時，在中國部分地方出現了搶購食鹽之風。如果國家沒有壟斷——專營食鹽，那么會演變成什么情況呢？
是的，中國現在實行的是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就是完全自由的經濟嗎？就是必須把一切都放開的經濟嗎？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中國絕對不能進一步放開民間借貸，更不能立法予以保護民間高利貸之類的惡行。即放開民間借貸是導致中國出現兩極分化的助推器。（文/羅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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