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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長沙開福區主委黃嘉杰在紅網發帖，建議大學設置拆遷專業，打造比較精干、規范的拆遷隊伍。“第一批學員可以是現有的拆遷隊伍成員，讓他們回爐接受系統學習，此后的學員統一面向社會招生。”(紅網1月13日)

黃嘉杰有十年“拆齡”，他一直參與一線拆遷，“拆過的房子有一兩千多戶”，按“沒有拆遷就沒有新中國”的理論，此人算得上“建國勞模”。我推想，他提議的底氣，大概出于拆得多、出事少，也沒出大事，感覺是個實踐經驗豐富的拆遷專家了，有些經驗、理論值得推廣。

“拆遷專業”面向的市場，是“政府市場”、獨家壟斷的市場。拆遷維系著官方和官員的根本利益，而如今拆遷成了政府第一難。由此可見，大學設置拆遷專業，“市場前景”廣闊；這種專業畢業的學生，即便成不了各地爭搶的香餑餑，其就業機會或強過許多專業的畢業生。

“拆遷所產生的維穩成本巨大，花費在維穩上的錢完全可以打造一個拆遷專業”。黃嘉杰以無需巨大維穩成本為由提此建議。只要有市場、有回報、有準入批準，在“教育產業化”的今天，這個專業的資金投入不足為慮。

再粗略審視一下我國現有的“拆遷專業水平”和師資力量。應該說，我們在這方面的專業水平全球最高，實戰經驗無人能比。這里，和科學技術創新能力低、創新成果寥寥無幾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我們在拆遷領域的創造發明最多，隊伍強大、人才濟濟到舉世無雙。因此，設立該專業的條件完全具備，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大學專業或職業教育項目的拆遷專業，理應在我國誕生。除了我們，別國也不夠開創的資格。

市場、資金、師資和學研環境都很給力，通過權力審批，這個拆遷專業就能火起來。這個，可以有？

不可以。“拆遷”是個臭街的字眼，讓人聯想到諸多曾經的丑惡、暴力與黑暗，就是贊成培養拆遷人才的官員和學者，也深知這一點，他們萬不會認同“拆遷專業”的牌子。那么，換個名字可以嗎？也不可以。

建議人認為目前拆遷中出現問題的原因是“他們沒有經驗、不專業、溝通方法不對”，所以該有拆遷專業。這個看法，對不住他十年拆遷的閱歷。而他的另一個和前者自相矛盾的說法是對的：“拆遷之所以出現問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公平”。

拆遷之所以不公平，主要是由于官商結成利益同盟，相互勾結牟取“拆遷差價”，是官員經濟利益和土地財政、土地政績等重要利益驅動的結果。解決這種不公平的問題，靠的是透明的民主法治規則、獨立與公正的法庭，需要在政治、政策和吏治方面遏制腐敗、回歸人性。這不是技術問題，不是某項專業水平的問題。拆遷專業的學生，怎么可能解決這里的不公平呢？

官商奪命在先，于是拆遷中多發抗命、拼命。土地和房產本是老百姓的命根子，現在官商也把老百姓的命根子當成自己的命根子。這樣，沖突就成了“兩個命根子”的較量，其“戰況”勢必慘烈而持久。官員只要不把老百姓的命根子當自己的命根子，就可以令戰火平息，休戰的主動權全都掌握在權力手上，如果官員和學者熱衷于培養拆遷人員，我們只好做出一個判斷：他們沒有與老百姓和談的打算，并且還要培育兵源、強化這場對全民的不義之戰。

拆遷專業的學生只提供技術服務，無論拆遷多么不公、不義，都要為拆遷出陣，對被拆遷方施展所學本領。如此，拆遷專業的社會功能，即為虎作倀。

拆遷專業增加不了“拆遷文明”。拆遷的學問和技術，是無師自通的，拆遷獲利者都可以自學成才。對他們來說，學習、鉆研的動力非常強勁。在利益驅動下，什么“正當理由”都能找出來，什么辦法都能想出來，任何可利用的勢力都能調動起來。奪命強拆，就是他們在使盡所有軟辦法之后所找到的最高級的“專業技術”。與拆遷活動利益無關的專業技術人員，無法和他們競賽學習精神和實用能力，你文明拆遷、人性化行政了，你這人才就沒人稀罕了，沒準還對你“除之為快”呢。

存在拆遷普遍不公的大環境、大前提，拆遷專業教文明課程沒用，教“文明忽悠技術”也沒用。任你舌綻蓮花、妝豬充象，也改變不了被拆遷戶主對自身命根子的珍重與估價。要開課，實用的恐怕也就是《厚黑學》、《超限戰》、《爆破術》、《格斗術》等等此類。

教育和教學，都得教人為善，其首要準則、最低要求是“不作惡”，尤其是不助惡政作惡。是故，即便貪腐、拍馬技術為國人所重，但陽光下的教育科目并不包括貪腐和拍馬專業。和貪腐專業并肩而進的拆遷專業，而今其高超早已超出本社會的承受能力，萬不該再提升水平，而是到了必須大幅度降低水平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