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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開放的社會，應具備強有力的機制去調校由社會競爭帶來的社會分化，讓“愚智賢不肖”各得其所，處于與自己能力相應的社會地位。這個機制就是建立社會公平，包括教育公平、人才選拔任用的公平和社會分配體制的公平。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還任重道遠……

近日，“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項目組從大約50萬人的調查樣本中得出結論：大學生所處的家庭階層對其高等教育準入與結果有著明顯的影響。盡管這一結論其實是不言而喻的生活經驗，并不需要反復證明，但這并不意味著此項調查絲毫沒有意義——它至少提供了基于調查的統計數據，更加直觀地呈現了“出身”對一個人教育和就業的影響——結果再次佐證了社會分化的“馬太效應”：優勢和劣勢社會階層的代際繼承性明顯增強，兩者間的社會流動障礙日益強化。

在平均主義盛行的年代，人與人、家庭與家庭、職業與職業乃至官與民之間，差異都不是很大。這種平均主義顯然不值得留戀，因為“大鍋飯”嚴重地損害了社會效率，打擊人們創造出類拔萃成就的積極性和進取心。在開放和競爭的時代，貧富差距和社會階層的分化是追求社會效率的必然結果，也是社會進步的一大動力。但現在的問題在于，貧富差距畸形放大，我國基尼系數已接近0.5，大大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趨于滯澀，甚至出現“板結”，弱勢階層成員的“上升渠道”受阻。

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在教育市場化的背景下，農村孩子通過上大學實現“鯉魚躍龍門”越來越難，不單上大學的機會少（我國城鄉人口基本對半，但去年在校農村大學生和城市大學生比例為1:4.65，比上世紀80年代的1:2放大倍余），就算有幸完成大學學業，其就業和發展也面臨更重壓力。2004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顯示，“父親具有權力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為干部，干部子女當干部的機會要比常人高2.1倍，好職業的父親更有可能幫助子女調換到好的工作”，而此次“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的結果，只不過再次驗證了不同社會階層在教育機會和就業機會上的不平等。

教育本是弱勢群體改變命運、實現向上層流動的關鍵通道，但調查發現，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接受基礎教育條件較差，與城市家庭子女取得同樣高考分需付出更多努力，但高校在錄取的時候，同等院校錄取農民工子女分數高于城市家庭子女，這就造成了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在教育資源與高校錄取上的雙重弱勢。他們要付出大得多的代價才能獲得同等的教育機會。

在就業方面，競爭中出現的不公平現象更為嚴重，有“門道”往往比“能力學識”更重要——社會底層家庭子女只有憑能力去競爭，而權勢階層和富裕家庭可以通過權力和財富去為子女就業獲得特殊優勢。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不公平的競爭往往以公權部門的“制度化”面目出現。最近，江西九江武寧縣一些事業單位提供的崗位僅允許本縣干部子女或家屬報考；浙江媒體日前披露，2003年溫州市龍灣區組織了一次針對該區干部子女的公開招錄，錄取了干部子弟22名。這類現象絕非個例，如任其泛濫，勢必形成“變相世襲”，進一步堵塞下層民眾的“上升渠道”。現在有關身份上的“官二代”、“富二代”、“貧二代”甚至是職業上的“寫二代”、“星二代”等說法廣泛流傳，正是社會流動滯澀、固化的輿論反映。

一個開放的社會，應具備強有力的機制去調校由社會競爭帶來的社會分化，讓“愚智賢不肖”各得其所，處于與自己能力相應的社會地位。這個機制就是建立社會公平，包括教育公平、人才選拔任用的公平和社會分配體制的公平。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還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