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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上，重慶的人大代表黑新雯表示，現在離婚手續太簡單，導致離婚率居高不下。所以她建議修改《婚姻登記條例》，規定離婚時雙方當事人要有所在單位或居委會或村委會出具的婚姻調解書，否則不能辦離婚。（《重慶晚報》3月10日）

離婚又要“組織”上開證明了？！黑代表的這一言論，引發了網上的熱議，這一議案背后的“權力邏輯”頗值得玩味。

黑代表稱:去年在民政部門辦理離婚的夫妻有171.3萬對，比上年增長10.3%；離婚后，當事人最常見的表現是抑郁、焦慮、酗酒、失眠等，嚴重者甚至會出現精神疾患。有研究發現1969年美國加州新離婚法案（該法案簡化了離婚手續）有助于減少女性自殺率——不幸家庭比離婚對人的傷害更大。所以離婚未必就不人道，不讓離婚未必就人道:想離婚又離不了，或者夫妻倆已經決定離婚，卻非得到單位打證明，讓“組織”上把關，同樣也會“抑郁、焦慮、酗酒、失眠”，甚至自殺，或者導致一方直接殺掉配偶。

黑代表的第二個理由是:外國離婚手續也挺復雜。德國的離婚，男方要分一半收入給女方；在美國，最簡單的離婚過程也需要6個月。其實，黑代表大概不知道，中國的婚姻法也規定夫妻共有財產原則上是要對半分的，這絲毫沒有阻礙中國的離婚率上升，相關數據黑代表已經列出來了；美國很多州的確規定夫妻離婚前必須“分居”一段時間，但中國人現在連婚房都買不起，哪里還有分居房？

這些都不是本質的區別，問題的關鍵在于，無論哪國離婚，都沒有說有“組織把關”這個程序，因為它違背婚姻自由的原則，而黑代表的建議正是讓公權力再一次介入公民個人的婚姻行為，一如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如果黑代表的建議能落實，那這無疑是私生活領域中的“國進民退”。

所謂“婚姻自由”就是當事人對自己的婚姻關系的意思自治，任何第三方，特別是跟當事人沒有任何親情關系的工作單位、居委會、村委會，沒有干涉當事人婚姻的自由。讓“組織”調解成為離婚的前置程序，雖然初衷可能是好的，卻透著“致命的自負”。九年前修訂《婚姻法》的宗旨就是恢復“婚姻自由”本意，排除國家權力、單位等對當事人婚姻自由的不合理干涉，比如取消結婚登記時由工作單位開具證明書，簡化離婚手續。這是權利的進步。

但有意思的是，隨著近兩年經濟領域的“國進民退論”甚囂塵上，對于個人生活領域，公權力也是躍躍欲試。隨著改革的二次起航，以國家權力為紐帶的二次分配公平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但底層公眾還沒有開始分享改革的福利蛋糕，計劃經濟時代的“權力思維”、家長意識卻隱隱有了回潮，私生活領域絕不應該“國進民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