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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侵權應該獨立成章”，這是來自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聲音。

“建議立法機關加強對網絡媒體等新媒體合法表達界限問題的研究，力爭在侵權責任法中作出詳細規定”。這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昨天表達的一種呼聲。

網絡侵權入法，既要提速，還要擴容，各界認識基本趨同。那么，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與網絡等新媒體相對應的報刊、電視、廣播等傳統媒體，其表達行為又靠什么來規制?

媒體需要的不是狹隘的自我保護。當然，望穿秋水的也不只是媒體。最高立法機關的組成人員其實一直在思考當中。在2008年12月的侵權責任法草案二審中，周玉清、李連寧委員認為人格權、身份權應單列章節，陳駿委員就此建議增加規定媒體侵權問題，規范平面媒體的報道行為。

這些跡象表明，新聞、網絡等媒介侵犯人格權、隱私權、肖像權的情況應當統籌考慮。不過學界也有人反對將新聞侵權單獨寫入侵權責任法。理由主要是兩點:第一是概念本身不成立。侵權必須是人的行為或“準行為”，新聞作品本身并不能實施侵權行為。第二是這種侵權本身沒有什么特殊性，現在的立法體系“難以接納”。

第一個問題是個偽問題。在指代明確的前提下，采用簡約的概念來概括一種法律關系，是立法技巧的需要，符合現代社會的交流習慣。比如，民事侵權，誰都明白“民事”后面省略了行為兩個字。“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侵權責任法草案第六章標題)，立法者也不可能是在說機動車本身會發生事故。

第二個問題直擊要害:新聞侵權與普通的民事侵權有何不同?是否有必要單獨規制?

首先，必須看到新聞侵權是一種特殊的侵權，由于它借助于報紙、廣播、電視和新媒體等媒介來大規模實施，影響區域廣，知悉人數多，傳播速度快，因而，一旦構成新聞侵權，無論是其損害的廣度、侵權的密度，還是維權的難度，都不是普通民事侵權可以同日而語的。

其次，新聞侵權構成上的特殊性，舉其要者至少包括:

對真實的要求不同。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但新聞真實不同于客觀真實，也不同于法律真實。由于新聞是對變動著的客觀世界的反映，所以新聞真實是一種動態的真實、過程的真實、階段性的真實。而真實與快速之間總是存在著內在的緊張關系。“于傳播資訊之過程中，要求傳媒所及之任何事實均準確無誤，恐難如登天”。比如在連續報道中，由于事實需要一步步弄清，所以，只要最后事實真實，階段性的失實往往就無需承擔責任。再比如根據公開報道開展評論，也無法保證其所依據的事實與客觀事實毫厘不爽。認定新聞是否屬實，必須充分考慮新聞時效的特點，借鑒推定公信力、“確信真實”等重要理論綜合考量。而普通民事侵權常常不需要考慮這些因素。

抗辯理由獨有。包括公正評論、有限特許權、公眾人物、實際惡意等，雖然一些國家沒有新聞立法，但大多通過判例予以確定(據悉，巴黎有專門的新聞法庭)。這些在一般民事侵權中很少適用的規則，在我國一直缺位，成為影響公民表達權行使的一個瓶頸。比如，轉述別人的話語，一般不會走上法庭，但若是媒體轉載，常常無法豁免其侵權責任;評論作為媒介的一項重要活動，公正與否，如何判斷，需要法律的指引;公開報道某些特定場合的發言，如何承擔責任，也需要法律表態。

責任承擔獨特。一般的民事侵權很難采用更正、答辯等形式來消除影響恢復名譽，但媒體要撤銷報道卻是舉手之勞。這種更正和答辯越及時，越能迅速為當事人恢復名譽，從而越能克減其法律責任。

最后，司法實踐中大量的“同案不同判”常常讓人無所適從。有的認定“多行不義”構成侮辱，有的卻認定“惡霸”、“敗類”是正常的批評;有的對事實與意見不分，要求對意見證明真偽(而不是對錯);有的要求誰主張誰舉證，有的是誰報道誰舉證;有的要求客觀真實，有的要求確信真實……認定侵權標準的五花八門，受害的是當事人，尷尬的是司法。

如果說，侵權責任法不將網絡侵權“單列一章”就體現不出“時代性”(路甬祥語)，那么，一旦它對傳統媒體侵權不理不睬，就可能使這部被各界寄予厚望的法律自一出臺就“先天不足”。正如南振中委員所言，由于草案對侵犯名譽權、隱私權規定得不太具體，所以應當聽取各界意見，吸收法學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進行補充和完善。

“信息時代，我們生活在媒介事實當中”。既然作為新媒體的網絡侵權能夠寫入法律(甚至動物傷人都可以寫入法律)，那么，影響深遠的新聞媒體侵權為什么就不能寫進法律呢?其實，新聞侵權入法，強調得更多的是媒體的一種責任，一種規范，受保護的更主要的是公民的言論自由和名譽權。“用憲法來宣示自由，用民法來限制自由”，新聞表達同樣如此。從這個角度看，新聞侵權即便這次不能寫入侵權責任法，將來也必將載入民法典。剩下的，只是一個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