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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教育部副部長郝平在教育部、衛生部聯合舉行的“國慶60周年成果發布會”上稱：“中國高校按科技論文數排序，自2004年以來，科研能力一直排在世界第五位。”此話一出，教育部立即陷入輿論的漩渦。在學術腐敗和抄襲丑聞層出不窮的背景下，高校的論文數和科研能力之間的關系，再次成爭議話題。（10月12日《成都商報》）

恰逢《人民日報》刊出新華社播發的溫家寶有關教育工作的一個講話長文。在提到錢學森三番五次向他重復“為什么現在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時，溫家寶坦言：“我們出去這么多留學生，也成長了一批人才，充實了各行各業，但確實很少有像李四光、錢學森、錢三強那樣的世界著名人才。每每想到這些，我又感到很內疚。”

不妨用溫家寶的“我感到很內疚”，來回答教育部的“科研能力世界第五”。既然“科研能力世界第五”，按理說，具有強大科研能力的中國高校應該培養出更多的杰出人才，但現實何以讓總理感慨培養出來的世界著名人才很少、“滿足不了國家的需要”？何以讓任繼愈、錢學森等老一輩“對我國教育的現狀有一種危機感”、因我國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感到焦慮？

分析“科研世界第五”，就能發現癥結所在。所謂“科研能力世界第五”，不是按照杰出人才的數量算的，也不是按照論文轉化為科研實力的數量算的，而是按論文數量：“中國高校按科技論文數排序，自2004年以來，科研能力一直排在世界第五位。”

但是，從紙上論文到實際能力還有很長距離，一篇高質量的論文和一堆低質量的論文是有云泥之別的。中國高校的論文很多，但被轉化了多少、被引用了多少？有多少是真材實料、有多少是拼湊借鑒？

且不說“論文數量第五”代表不了“科研能力世界第五”，就是“論文數量世界第五”，也不值得過于高興。一方面，中國高校數量這么大、科研人員這么多，出來那么多的論文是必然的；另一方面，當論文被異化為晉級、評職稱的工具，成為行政附屬，成為逐利手段，而不注重科研價值時，論文數量再多，也讓人難以高興得起來。

教育部的“科研世界第五”，只是看到了量；溫家寶的“我感到很內疚”，是看到了質。二者孰輕孰重，自不待言。教育部不能光看到自己的成績。看到溫家寶為目前的教育很少培養出杰出人才、世界著名人才而感到內疚時，我們也應該感到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