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劇變是中東近幾十年來政治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東曾掀起風起云涌般的民族解放運動；70年代末，中東又出現伊斯蘭復興運動潮。這次中東劇變發生后，西方媒體將其冠以“阿拉伯之春”，顯然將其“定性”為中東政治民主化浪潮。然而，兩年多過去，這些轉型國家非但沒有變得更好，反而比過去更加糟糕，民眾情緒由希望變成失望乃至絕望。“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秋”乃至“阿拉伯之冬”。

中東劇變前，部分阿拉伯國家存在國內積弊，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沖擊，已經到了“統治者無法照舊統治下去，人民群眾也無法照舊生活下去”的地步，爆發民眾革命有其必然性。因此，突尼斯一個小販的自殺，竟能星火燎原，在整個阿拉伯世界掀起巨大政治動蕩。

但是，問題在于，這些阿拉伯國家面臨的是一種結構性難題：統治階層背離人民、經濟依附性發展、外交唯美國是從等等。解決這些難題本身就是漫長過程，不可能立竿見影，一蹴而就。更重要的是，政治發展歷來是破易立難，打翻舊秩序并不意味著能建立新秩序。而當前的阿拉伯國家只具備打破舊秩序的條件，卻缺乏建立新秩序的先進領導力量。埃及等阿拉伯國家由于長期奉行高壓統治，國內基本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反對派，更不要說社會主義性質的左翼政黨，唯有穆斯林兄弟會憑借宗教外衣得以延續生存下來。因此，這些國家在“后革命時代”的政治轉型，從一開始就面臨兩難悖論：走民主化道路，最終勝出的是組織性強、意識形態明晰的穆斯林兄弟會，導致民主化變成伊斯蘭化；重返軍人專制道路，又會讓與穆巴拉克政權乃至美國藕斷絲連的軍隊高官獲益，而不太可能再次出現納賽爾式的英雄人物。

阿拉伯變革國家的政治發展方向也存在巨大誤區。中東轉型國家普遍將“民主化”視為紓緩困境的不二法門。殊不知，民主只是遴選領導和政治運行的機制之一。“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看似公平公正，但競選最終都是金錢和權力的比拼，勝出者必然都是有權有勢者或社會名流，而不可能有真正代表底層利益的勞動者階層。指望通過民主手段紓緩國內諸多難題，實際是用簡單手段解決復雜問題，最終難免緣木求魚，南轅北轍。與此同時，在缺乏足夠的物質基礎和成熟政治文化的情況下，民主化只會導致黨派競爭加劇，政府權威性喪失的“壞民主”。民主化使這些阿拉伯國家既沒有享受到“人民當家做主”的好處，同時還喪失了威權政體政治穩定的好處。

國際力量對比也不利于中東劇變向進步方向發展。冷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國際權力體系中長期獨大。近些年，西方國家整體影響力有所下降，但在中東地區，美國等西方國家仍是最大外部勢力。縱觀西方國家的中東政策，無論過去的英、法，還是現在的美國，共同點就是防止中東出現挑戰西方秩序的地區性大國，削弱、打壓該地區任何旨在謀求獨立自主的政治運動。面對中東劇變可能引發第三次阿拉伯民族復興浪潮的前景，西方國家故伎重演，想方設法將變革洪流朝向依附的方向引導：對沙特、阿聯酋出兵巴林默不作聲；對埃及等轉型國家，則以貸款為誘餌，迫使他們接受苛刻的新自由主義藥方；在利比亞、敘利亞等反西方國家，則公開鼓動政權更替。在這種明顯得不償失的政治變革中，普通百姓成為最大受害者。

阿拉伯國家的政治悲喜劇是一部活生生的政治教科書。它昭示我們，政治變革是個復雜過程，一蹴而就的政治變革根本不存在。同時，穩定與改革發展是一組辯證關系：沒有穩定，改革與發展無從談起；沒有改革與發展，穩定最終也成為鏡花水月。(田文林 作者單位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