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14日發表題為《“中國夢”需要超越中國意識危機》的文章，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中國再次提出“中國夢”的概念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中國夢”是自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夢想。大清帝國急劇衰落，中國傳統國家被帝國主義打敗，中國人就萌生了建立一個民主富強的新國家的夢想。直到今天，這個夢想仍然是中國人追求變革和進步的巨大思想動力。但現實的因素似乎更為重要，“中國夢”這個概念的提出，就是要解決今天中國很多人對國家的前途、對自己的前途的信心危機。歷史上，每一次“中國夢”的背后都是當時面臨的信心危機，而信心危機的背后則是深刻的“中國意識危機”。很顯然，要實現“中國夢”，首先就要克服“中國意識危機”。如果解決不了“中國意識危機”，“中國夢”就會無從談起。

有危機，才會有夢想；有夢想，才會有進步的動力。今天中國所經歷著的“中國意識危機”，實際上是自近代以來的第三波。清末到“五四運動”是第一波，改革開放后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是第二波。今天所經歷著的“中國意識危機”和前面兩波危機既有類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區別。要克服今天的“中國意識危機”，人們可以回顧前面兩波危機，看看當時這種危機是如何產生的，人們又是如何克服的。盡管今天的情況很不相同，但仍然可以學到很多經驗教訓。

深刻危機激發夢想

前面兩波危機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主要是因為各種內外因素，導致一些人對國家和自己的前途深感憂慮，沒有信心。“五四運動”時期就是這樣一種情況。清末以來，各帝國主義力量不斷深入中國，到“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的政治和知識精英都深刻感受到了國家所面臨的生存危機，同時也感覺不到中國有任何希望來拯救自己。早些時候，翻譯《天演論》的嚴復曾悲嘆道：“中國弄不好，有一天會被開除球籍。”盡管悲觀主義在一些精英人物中間流行，但更多的人則被這種情況激發出“中國夢”來。不管今天如何評說“五四運動”，這場運動培養了一代愛國主義者，他們都為建設一個新國家而努力。這場運動拉開了日后中國各種政治勢力實現各種版本的“中國夢”的序幕。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是“五四”愛國主義的產物。從政治發展角度看，“五四運動”的終點應當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這段很長的歷史，表明了信心在克服“中國意識危機”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深刻的危機激發出人們對未來的夢想。同時，盡管人們抱開放的心態，試圖用各種進口的主義來拯救國家，但只有那些符合中國國情的主義，或者那些被“中國化”的主義(主要是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才生存下來，并轉化成為主流社會意識。主流社會意識則是社會成員“中國夢”的意識構架。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再一次出現“中國意識”危機，那就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圍繞著“中國會不會被開除球籍”的大討論。這一次“球籍危機”是對毛澤東時代的“球籍危機”的反動。毛澤東在1956年曾說：“你有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塊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毛澤東的“中國夢”顯然是要建設一個富強中國，其指標就是趕超英美。因此，不久之后，毛澤東就發動了“大躍進”運動。毛澤東一直想用政治社會運動的方式，來推進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本身的規律則被忽視。當然，這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錯誤。盡管毛澤東的激進政策也遇到了一些批評，但在短時間內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是那一代人的集體“中國夢”。

三十年下來，中國演變成了一個典型的貧窮社會主義模式。當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開始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人有機會了解外面世界發展的時候，“中國意識危機”再次出現。人們發現，且不說發達已久的歐美國家，即使中國的近鄰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已經在中國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過程中大大超越中國。日本是二戰戰敗國，二戰摧毀了日本，但到1980年代，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即使是廣東的鄰居香港也超越了上海，而上海在剛剛解放的時候遠比香港繁榮。正是因為這種深刻的“中國意識危機”，促成了1980年代的理想主義，也就是那一代人的“中國夢”。《河殤》、“球籍危機”的討論、政治改革的呼聲等等，都是當時人們“中國夢”的反映。

但是，使得世界驚訝的是，中國很快就從這種深刻的危機之中走了出來。這個標志就是1992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講話”，和當年中共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概念的提出。這淘汰了1980年代很多過于理想的主義，而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在這個主流意識的引導下，中國獲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同時，人們的“中國夢”也是在這個主流意識下展開的。如果人們不接受這個新的意識，就很難想象1992年之后中國高速度的發展。

今天，人們所面臨的“中國意識危機”和前面兩次有明顯的不同，很多現象甚至很難理喻。1992年之后，中國取得了快速的增長，在短短的一段時間里，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二，取代了日本。并且，當發達的西方仍然陷入深刻的經濟危機的時候，中國仍然能夠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再者，中國社會也越來越開放。但同時，中國社會對國家和個人前途的信心，也到了一個非常低的水平。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至少有如下幾個原因。

從國際環境來看，和前兩次不同，第一次是國家的生存問題，第二次是國家的貧窮問題，但這次是國家的富強問題。在國家生存有危機和國家貧窮的情況下，人們的擔憂和低信心可以理解，但為什么富強了之后還會這樣？原因也很簡單。對中國人來說，富強不僅僅意味著不受外國的欺負，也意味著能夠得到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應當有的尊重。但盡管中國崛起了，對國際社會所做的貢獻越來越大，卻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并且，一個崛起中的中國，面臨著越來越糟糕和嚴峻的國際和區域地緣政治環境。這使得很多中國人不高興。近年來各種民族主義情緒就是這種“不高興”現狀的反應。非理性的“不高興”，和缺失自信、妄自菲薄是同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