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以美國雷曼兄弟倒臺為標志，西方發達國家陷入了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近五年過去，這場危機非但沒有結束，反而從金融、經濟問題蔓延到政治、社會領域，“急癥”轉成“頑癥”，使西方陷入全方位困境。

一、西方資本主義面臨的主要困境

(一)經濟發展“失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擺脫金融和債務危機所采取的財政和貨幣手段，迄今效果都不明顯。究其原因，主要是幾個結構性“陷阱”使然：一是金融陷阱。近年來，西方國家金融領域過度膨脹，金融業以高于實體經濟增長率數倍的速度擴張，積聚了空前風險。以英國為例，工業在英經濟中的比例僅約21%，以金融為主導的服務業產值則超過70%。產業空心化削弱了西方國家應對危機、實現增長的能力。無度擴張的金融產品集聚大量“泡沫”，最終破裂。二是債務陷阱。西方長期以來養成超前消費、借債度日的習慣，導致債務負擔積重難返。據統計，發達國家債務占GDP平均比例截至2012年已達110%，是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為應對債務危機采取的緊縮措施，又導致經濟增長乏力，民眾不滿上升，危及政府執政地位，使西方各國政府騎虎難下。三是福利陷阱。長期以來，西方把福利制度作為安撫中下層百姓、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手段，號稱“從搖籃到墳墓”，福利只高不低、只上不下，財政不堪重負。在福利制度最發達的英國，一些中下層民眾拿的救濟甚至比正常工作收入還高，因而失去了工作意愿和動力。在非危機狀態下，高支出、粗放型的福利模式尚可維系，一旦經濟出了問題，便立刻成為難以承受之重。但過慣了舒服日子的西方民眾都不愿面對突然要勒緊腰帶的現實。能否跳出“福利陷阱”，是未來西方社會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二)政治體制“失靈”。一是西式選舉難以選賢。西方選舉制度對政治人物的成長和發展，不是能力導向，而是做秀導向，誰能提出漂亮、響亮的口號，博得選民好感，誰就能上臺執政。這種選舉制度選出的領導人，往往缺乏實際執政經驗，“勝選”而不“勝任”，能說而不能干，政客多而政治家少。其二，政黨利益凌駕國家利益。金融危機期間，不少西方國家上演“黨錮之禍”。政黨私利凌駕國家利益，給經濟和民生造成嚴重損害。眾所周知的美國兩黨“債務上限”之爭，一度險些使美聯邦政府關門歇業。美國網絡時政雜志《調色板》的主編韋斯伯格說的一番話頗能反映西方人士的憂慮：兩黨再這樣鬧下去，美將“選擇自我毀滅”，短期代價是經濟持續衰退，長期代價就是超級大國加快衰落，并拖累整個西方的命運。其三，“民主陷阱”阻礙國家治理。表現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或非理性的民意裹挾、綁架社會公益，使危機治理寸步難行。例如英國政府計劃修建高速鐵路，既改善基礎設施、又提振經濟。但由于少數鐵路沿線居民極力阻撓，導致項目一拖再拖，最后推到要2017年動工、2032年建成，成為一項“可望不可即”工程。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最近就“民主制度的未來”召開研討會，結論是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存在三個突出問題：即民主選舉“游戲化”，民主運作“資本化”，民主決策“短視化”。這就是民主形式、程序大于實質和內容，阻礙了國家治理。

(三)社會融合機制“失效”。首先是社會極端思潮抬頭。西方主流社會近年在貿易、移民、宗教等問題上保守傾向上升。一些歐洲國家出現右翼政黨“登堂入室”的勢頭。譬如英國極右翼的不列顛民族黨首次獲得歐洲議會議席。希臘極右翼的“金色黎明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得大量議席。這些右翼勢力甚至公開采取暴力手段，恐嚇、打擊外來移民。其次是社會流動性退化。主要是貧富分化加重，中產階層萎縮，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健康流動“凝固化”。今天英國1%最富有的人口，人均資產是10%最貧困人口的300倍。上世紀70年代，1%最富有美國人掌握全美國民收入8%，到2007年，這1%已經掌握了全美24%的財富，越來越多中產階級滑向貧困線。美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驚呼“美國夢已不再”。他尖銳指出，當今美國的社會流動、國民收入和社會資源分配處于建國200多年來“最差時期”。第三是社會矛盾激化。主要表現為“群體性事件”增多。2011年在發達國家風起云涌的“占領運動”就是最佳例證，西方主要的一線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沖擊?！罢碱I運動”的實質就是西方普通民眾看不到希望，要抗爭求變。此外，美、英、法甚至個別北歐國家還發生多起震驚世界的嚴重暴力、槍擊或大規模騷亂事件，也是社會矛盾激化的一個表現。在社會問題淤積難解的背景下，這類群體性和惡性事件未來在西方可能層出不窮。

(四)思想道德“失范”。一是政治精英道德水平下滑。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國議會“報銷門”事件。不少議員利用職務之便用公款為個人開銷埋單，大到住房按揭，小到廁紙。涉案議員之多、職位之高在當代資本主義政治史上實為罕見。二是大企業商業道德失準。最突出的就是所謂“利率門”事件。英第二大商業銀行巴克萊銀行等多家國際商業銀行被查出人為操縱“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以謀取暴利。這種操控行為長期得到監管方默許，已成為行業“潛規則”。三是社會精英道德問題多發。去年曝出的英國廣播公司(BBC)著名主持人吉米·薩維爾40多年對300多人實施性侵犯案，可謂一顆“重磅炸彈”，對一向以“新聞道德衛士”自居的BBC和標榜“紳士風度”的英國社會造成沉重打擊。上述這些丑聞涉及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官德、商德、公德，它們反映的是資本主義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和利益觀受到深刻侵蝕，也暴露了資本主義“權力制衡”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其后果，就是動搖了民眾對資本主義政治權力、商業權力、話語權力等社會主流力量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