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構建輿情系統原來有這么多門道

平臺和系統構成

如何才能更有效地講好中國故事，開展對外傳播？中國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社科院）輿情實驗室做了一項工作，構建中國對外傳播輿情指數，這是中國輿情大數據系統與輿情指標體系中對外傳播影響力指數的一部分。

這一輿情大數據系統與指標體系是如何構建的？9月底，在第三屆國家治理研究智庫高端論壇（2019）上，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輿情實驗室首席專家劉志明介紹了中國輿情大數據系統與指標體系。《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對劉志明進行了采訪，探尋這一平臺系統與指標體系如何構建。

民意研究與輿情監測有差異

民意研究輿論調查由來已久，但輿情監測則是近10多年來的新興行業。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及移動互聯網的普及與發展，網絡輿情對政治生活秩序及社會穩定的影響與日俱增。各類網絡輿情事件的發生，使人們逐漸認識到網絡對社會監督起到的作用。網絡輿情突發事件如果處理不當，有可能誘發民眾的不良情緒或過激行為，形成影響社會穩定的隱患。

2008年年底，開始出現了一個新興行業——輿情監測業。經過發展，此行業日臻完善，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產業鏈。社科院于2013年成立輿情實驗室，專門針對這一行業進行研究。此實驗室是由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以下簡稱新聞所）和當時社科院調查與數據信息中心聯合成立。

劉志明介紹，早在輿情實驗室成立的前30年，新聞所就已經開始做各類受眾調查和民眾調查，如1982年由新聞所主導的北京讀者聽眾觀眾調查就被稱為國內首次采用嚴格的數據抽樣實施的一次民意調查。在2008年年底輿情監測行業出現時，新聞所則立即對我國的輿情研究現狀做了分析。通過對當時國內已有的幾十家輿情機構的各類成果進行對比研究，總結出了民意研究和輿情監測的3點主要區別。

從研究目的上看，民意研究大多偏公益性與學術性，強調其獨立性，而輿情監測則明確強調為甲方服務。一般做民意研究調查的是學術機構、媒體、獨立的規模比較大的市場調查機構等。而輿情監測機構則是商業性、盈利性的。我國的幾十家輿情監測機構基本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軟件公司、技術公司，如拓爾思、方正；一類是媒體，以人民網、新華網為典型代表。從研究方法上看，民意研究以定量為主，定性為輔。輿情監測則主要是做定性研究。從技術支撐上看，民意研究使用的是傳統的調查方法，無技術門檻；輿情監測則是大數據監測分析，需要硬件、系統及技術人員等技術支撐，具有較高的技術門檻。

需重新定位思考輿情

社科院輿情實驗室成立之時，對其輿情研究是否走商業性輿情監測的路線做了一個研判。

“基于對國內幾十家輿情監測機構的分析，我們認為，商業性輿情監測與我們的目的、定位不吻合。”劉志明說，“受技術條件限制，我們也無法走輿情監測這條路。因此，我們重新定位思考什么是輿情。當時的定義有很多種，我們分析了幾十種有代表性的定義，大體分為3種。第一種是從字面上推導，輿情就是輿論情況，輿論的一種情況，不是輿論；第二種是跟互聯網結合起來，網絡時代的互聯網輿論叫輿情；第三種是基于輿情產業的需要把其收窄為時政類的、為政府服務的輿情。”他認為，這3種輿情定義與他們對輿情認識還存在差異，因此，選擇了兩個視角重新思考什么是輿情。

一個是“冰山論”。各種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實際上很像是在海洋中浮著的冰山，我們看到的網絡熱點僅僅是水面上的一個角，冰山下面有什么，通過網絡技術手段采集的數據并不能完全客觀的代表社會民眾的輿論，網絡監測手段也無法做到全面反映民意。意識態度需要通過調查獲取，形成這些意識態度背后的社會問題需要更專業的研究。

另一個是“體檢論”。如果把社會比作人，現在流行的輿情監測類似于體檢，針對比較簡單的指標做一些測試，輿情分析師則類似于體檢的醫生，形成的輿情報告則類似于體檢報告。這些報告能夠告訴你哪些指標不正常，有些什么問題。但是，為什么會發生，怎樣去治療，是得不出結論的。現在社會中大量的問題需要知道為什么，怎樣對應，這就需要更多樣的檢查手段和一套一致性的指標體系。

基于再認知的平臺建設

“輿情實驗室成立時，我們定了一個10年計劃。”劉志明介紹道，“前5年把基礎的工作做好，把調研系統、監測系統建設好；后5年把輿情指標體系完善并提出我們的解決方案。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外部不斷地拓展資源，建立合作。”記者了解到，在構建平臺方面，輿情實驗室在2013年成立不久就建立了“中國輿情調查與研究聯盟”，目前已與國內輿情研究、大數據采集等方面的30家機構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輿情實驗室與騰訊達成了關于微傳播指數的研究合作，與今日頭條、抖音在合作進行新傳播方式的效果分析。

基于對輿情的分析與再認知，社科院輿情實驗室的定位是打造行業的研究平臺，構建一個全新的系統，而不是再造一個輿情研究機構和監測機構。此平臺系統由輿情調查與研究平臺、民意調查數據庫、專家智庫、指數四部分構成。輿情調查與研究平臺是建立輿情監測和網絡調查全國系統，通過輿情監測、網絡調研以及其他多種手段進行全面性的數據采集，實時獲取輿情大數據；民意調查數據庫是將原有的各類國內外民意調查數據、報告及研究成果和新采集數據進行整合形成統一的數據庫；專家智庫是完備多領域多學科的輿情研究相關的專家資源，推出專家在線解讀與分析；指數是形成自己的輿情指標體系，提出政務、行業、國際輿情解決方案。

關于調查質量下滑的問題，劉志明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他認為，傳統調查因在執行過程中涉及到人的問題很難做到嚴格抽樣，網絡調查雖然便捷，但抽樣問題更大。如二者可以進行有效的結合，在進行抽樣控制的前提下通過網絡技術降低調查成本，提高其便利性則可以做出相對好的數據，形成更為客觀全面的網絡概率樣本庫。輿情實驗室在提高網絡調查的質量方面做了不少嘗試，如調查對象真實身份的獲取和質量控制等。在網絡調查數據質量控制方面，輿情實驗室采用復核、線下調查比對、定性研究對定量進行校正等方式對數據進行核查。

據劉志明介紹，現今輿情實驗室通過調研形成了社會輿情、新媒體傳播、城市影響力、旅游影響力、對外傳播影響力五類指數體系。

其中，社會輿情指數是五類指數體系的核心。《中國輿情指數報告》自2013年起連續出版。社會信心、社會滿意度是衡量社會正常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標，此報告在持續研究社會信心指數、社會滿意度指數兩方面進行了持續的創新研究。

同時，對外傳播影響力指數由大眾媒體形象、社交媒體傳播力、國際形象等指標構成，形成了中國對外傳播輿情指數、“一帶一路”輿情指數等。構建對外傳播影響力指數的目的是希望了解中國國際形象的基本構造和特征，形成變化規律，為改進中國對外傳播提供數據依據和整體解決方案。此指數通過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23個國家和地區選取調查對象進行調查研究。數據來源包括國外社交媒體的監測數據、第一手調研數據、深度訪談、第三方數據（皮尤、BBC、NHK、日本《朝日新聞》）等。

劉志明認為，在互聯網及移動互聯網快速發展的當下，國家治理的邏輯和社會科學研究都在發生巨大變化，我們對于輿情的認識需要做一個全新的調整。目前，輿情是關于人的行為與意識及社會現象的大數據，隨著時代的演變會有不同。但是，研究輿情以及大數據一定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