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中波(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王媛(華中師范大學西班牙語系講師)

最近發生的兩件事讓墨西哥女性進入到我們的視野中，一個是由墨西哥導演阿方索·卡隆執導的影片《羅馬》斬獲第91屆奧斯卡系列大獎，另一個則是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當天墨西哥城的“反對性別暴力”游行。

《羅馬》源自導演阿方索的童年紀事，通過年輕女傭克里奧的視角，講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一個墨西哥中產階級家庭內發生的不同階層女性的情感遭遇，其中內隱的時代背景下的女性工作、階層和種族問題，引起了墨西哥社會的廣泛討論。

和電影中平和的敘事不同，墨西哥城婦女節當天的游行則顯得更熱鬧一些。在聯邦警察和國家人權組織的護衛下，來自各個職業、階層和地區的女性與志愿者，高舉反對性別暴力和主張女性權利的標語，沿著墨西哥城改革大道一路向東，旗鼓喧天。

人們不禁要問，墨西哥女性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群體？

可能在中國人眼中，墨西哥本身就比較遙遠且神秘，因此，墨西哥的女性如何更無從置聞。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踏出了解墨西哥女性的第一步。因為，在這個同樣孕育了古老文明的美洲大地上，有著類似東方面孔的原生土著民族，也曾經歷殖民者的蹂躪和現代性的沖擊，底層婦女的生活境況和其女權斗爭史一樣充滿了心酸和波折。然而，墨西哥的女性又是堅韌和樂觀的，對自己的土地和家庭飽含熱忱。她們可以低下身段，為丈夫洗衣做飯；也可以沖上街頭，舉起反抗的旗幟高呼。

文化和藝術中的墨西哥女性

無論在任何時候談論墨西哥女性，都繞不開兩個人物，一個是圣母瓜達盧佩(La Virgen de Guadalupe)，一個是畫家弗里達·卡洛(Frida Kahlo)。前者源自宗教的入世，后者是對現實的升華。

瓜達盧佩是墨西哥天主教的最高神祇，是墨西哥民族精神的象征。她混合了西方基督教和墨西哥本土宗教的神明想象，所以，她有著和圣母瑪利亞不同的棕色皮膚與美洲面孔，自其在墨西哥城北部的特佩雅克山顯圣后，逐步填補了印第安土著居民自墨西哥古代王國阿茲特克被征服之后的信仰空白。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的墨西哥民族歷史中，瓜達盧佩都被視為抗爭者的保護神，她的名字、形象和墨西哥國家的建立聯系在一起。

不過，瓜達盧佩對墨西哥的影響不僅僅在于宗教，作為一名具備多種美德于一身的女性，她還是墨西哥女人完美形象的化身，強調女性必須忍讓、忠貞、付出和服從。某種程度上看，這其實是父權制社會中宗教道德對女性家庭角色的壓迫，是男性權力對性別身份的控制。

墨裔美國作家桑德拉·西斯奈羅思(Sandra Cisneros)曾在其小說《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創造了兩個相對的墨西哥女性形象，一個是像圣母瓜達盧佩一樣具備純潔和貞操的“好女人”，另一個則是不斷反抗男性權威、肆意放蕩哭泣的“壞女人”馬林切。墨西哥文化中的女性不會處于兩者之間的過度地帶，在男性的評價中，要么是好女人，要么是壞女人。因此，這種極端的評判標準不斷激發了女性的反抗意識。在桑德拉另一部延續性的小說《哭女溪》的結尾，女主人公克里奧菲拉斯顛覆了圣母所代表的女性形象，她不再寄希望于男性身上，而是拋開了心頭的顧慮，選擇擁抱綻放的自由。

同樣的批判在另一位墨西哥本土女作家卡門·波略薩(Carmen Boullosa)那里也有跡可循。她在小說《沉睡》中，塑造了一個隱藏在男人衣服之下的女性角色——格拉依雷。格拉依雷既不想成為男人的玩物、附屬，也不想成為上帝的女人去做修女，因此她選擇女扮男裝去做海盜。然而隨著衣著和身份的改變，她深深體會到了社會對女性的不公與排斥。正如文學評論指出的那樣，“格拉依雷是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反抗社會規范給予女人的悲劇性定位。”

以對宗教形象的反叛，彰顯墨西哥女性獨立和平權意識的覺醒，成為墨西哥文學作品揭示女性觀念轉變的重要途徑。但源自生活，卻高于生活的畫家弗里達，更是以其坎坷經歷和藝術作品，滋養了當代墨西哥女性融合愛與信仰、獨立與堅韌的復合特質。

弗里達出生于墨西哥城，是20世紀墨西哥最富個人魅力的女畫家。因幼年患病和長大后的一次事故，使她長期臥床不起，但是這種痛苦卻成為了她后期畫作的重要主題。弗里達的婚姻也不是那么一帆風順，在經歷過幾次波折后，弗里達的畫作開始傳達出作為一名女性不屈不撓的人生追求，她通過大量的自傳式繪畫作品，大膽表達出女性心理上的痛苦以及在社會中的不平等處境，將她切身的愛恨情仇與對生命的態度書寫在色彩的面板上。

準確地講，弗里達并不是一個鼓吹女權主義的藝術家，但她還是成為了墨西哥女性的象征，被譽為80年代女性社會活動家的完美主角。從藝術的角度看，弗里達的畫作流露出一種獨特的視角，她拒絕從男性視角中汲取女性視角，而是將女性視為一種融合陽剛和溫柔特質的獨立社會角色，比如她喜歡夸大自己的眉毛和胡子，因此，畫作中的弗里達時常像是一個雌雄同體的人。而在生活中，她對最后一任丈夫李維拉的愛也是如此的模棱兩可，她對他既充滿了深沉的愛意，同時又無法徹底原諒丈夫的不忠，在不斷的分分合合中，仍然堅持以藝術為生，去闡發女性的命運體悟，去直陳墨西哥社會內部的性別、種族和階層問題。

弗里達去世后，被安葬在墨城科約阿坎的家中，隨后這里改造成了弗里達紀念館。她的思想和經歷在后世的文化和藝術作品中被反復演繹，啟迪了無數墨西哥女性去勇敢面對現實，實現自我的精神救贖。

生存在夾縫中

文化領域中的墨西哥女性形象，為我們打開了一扇追望墨西哥女性思想潮變的窗戶。同時，透過這扇窗戶，我們更應該關懷現實中墨西哥女性的真實生活境況。

不能否認，歷經國家現代化進程幾十年，墨西哥女性的社會地位已經有了顯著提高，她們可以自由地參與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但是，這種參與卻是極為有限和不完整的。據墨西哥國家數據和地理統計局(INRGI)的報告顯示，墨西哥總就業人口中男性占63%，女性僅占37%，多數墨西哥女性都被正式工作邊緣化。美洲國家組織(OEA)駐墨總干事阿尼巴(Anibal Enrique)也表示，墨西哥的女性就業率遠低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的平均數52.8%。在收入方面，墨西哥婦女的收入不到同一職位男性的一半。

處于底層的女性，情況更不容樂觀。新近的一份關于墨西哥家庭工人調查的報告指出，91.2%的家庭工作是由女性承擔，其中97.5%的家政工人處于非正規條件下，無法獲得公共衛生保險和養老保障。收入方面，35%的家庭工人日報酬低于最低工資標準88比索(相當于人民幣30元)，且聯邦勞動法沒有規定有償家政服務的最長工作時間，家政工人無法獲得加班報酬，更沒有辦法在生病或無工作的情況下獲得政府補貼。

所以頗為矛盾的是，一方面，墨西哥政府宣布，在勞動力市場上，墨西哥婦女獲得就業的機會是在不斷增加。另一方面，這些增加的崗位大多處于收入較低的非正規經濟行業，在工程、數字技術和科學設計等領域的女性從業者還為數寥寥。

盡管墨西哥女性需要平等地參與到勞動力市場中，但她們卻面臨著來自社會結構中很多方面的掣肘。

比如，墨西哥男性的大男子主義(Machismo)。美國布朗大學人類學教授顧德民(Matthew Gutmann)，曾深入墨西哥社會做文化調查，早年間的作品大多關注性別和認同。他指出，墨西哥社會之所以廣泛的存在著諸如家庭暴力、拋妻棄女、非婚生子和混亂的性關系等問題，在于這個社會盛行著一種獨有的大男子主義國民氣質。在整個社會層面，男性對女性的姿態都是極為乖戾和隨意的，他們仿佛生有兩副面孔，一副紳士而體貼，另一副卻不屑且無情。悲情的是，女性仿佛對此又是默許的。譬如，影片《羅馬》中女傭克里奧對男友費爾明的態度，在費爾明無故消失和對她不留情面的嘶吼時，克里奧始終保持平靜。可能在墨西哥女性的眼中，男性的這些行為似乎已經由于司空見慣而不在對之抱以幻想。

于是，在這樣一種社會性別氛圍當中，充斥著騷擾、虐待、歧視和暴力字眼的社會新聞，就成為了墨西哥女性擺脫不掉的陰影。然而，更令人擔憂的是，很多時候，性別暴力都富有隱蔽性的。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研究員阿比蓋爾·里維拉表示，墨西哥社會生活中的很多針對婦女暴力的行為都已經被規范化和合理化(來自傳統觀念的偏見和陳規)，因此與常見的家庭暴力不同，一些微小的甚至是無形的性別暴力是難以被識別和譴責的。在對女性受害者的經驗分析中，里維拉發現，情感暴力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身體騷擾和性侵等可見的暴力行為。

此外，性別不平等帶來的間接問題，可能就是讓陷入貧困泥淖的女性無法脫身。早于顧得民教授的另一位美國人類學家奧斯卡路易斯，也曾深入墨西哥社會進行民族志調查，并撰寫出《墨西哥的鄉村生活》、《五個家庭》、《桑切斯的孩子們》等經典著作，尤其在后一本書中，他采用了一種特殊的主體轉換敘述方式來全景呈現一個墨西哥貧困家庭的故事，他據此提出的“貧困的文化”、“責備受害者”等研究理念，構成了理解墨西哥底層社會的重要視角。1978年，根據該書改編的同名電影上映，故事的主線轉移到父親桑切斯與女兒康蘇埃洛的沖突上。為了擺脫生活的困境和父親的虐待，康蘇埃洛幾次三番地嘗試改變，但是無論怎樣偏執和交惡，她始終無法從這個貧困交加、惡性循環的泥濘中掙脫出來。當她離家出走到祖母那里時，祖母慈愛地告訴她可能只有結婚才是她唯一的出路。悖論的是，男人，仿佛是墨西哥女人救命的稻草，但無數像桑切斯這樣的墨西哥男人，又如何能承擔起一個女性個體尋求改變命運的責任？

于是，一些不堪忍受現狀的人，在不斷尋求改變。

尋求改變之路

一年前的這個時間，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組織舉行了一場“關于斗爭中女性的政治、藝術、體育與文化”的國際集會，來自50多個國家的數千名女性和薩帕塔組織的女性成員共用參與了這項活動。這場集會在于將女性個體的情感表達匯聚成一股抗爭共同體的力量，尋求在暴力、強奸和危險勞動的體制邊緣建立獨立的反抗陣線。當然，薩民解并不是墨西哥唯一關注女性權益的組織。

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墨西哥，萌發出諸多女權組織，墨西哥人權部公布的注冊數量就已經有數十家之多。譬如，已經運營超過16年的墨西哥西蒙玻利瓦爾領導力組織(ILSB)，就在一些社會關鍵議題上產生了重要影。ILSB關注的主題包括性別與領導力、性與生殖權利、土著婦女、婦女的政治參與等，致力于通過知識、創新和形成具有性別、權利和跨文化視角的社會領導力訓練，提高墨西哥女性的生活水平和公民表達能力。

2018年10月，墨西哥錫那羅阿州通過了一項反墮胎法案，旨在保護新生兒的生命和司法執法的秩序性，然而遭到了以ILSB為首的女權組織的強烈反對，數十個州府的女權組織聯署聲明，要求當局不要侵犯婦女的基本權利，保護婦女的“生殖自由權”。在積極發聲和申訴之外，ILSB也組織了一些課程并出版了一系列出版物幫助改善墨西哥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如《墨西哥農村婦女維持生計的策略》、《如何滿足婦女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雙重看法：拉丁美洲土著婦女的聲音和故事》等。

他們深入墨西哥農村社會展開調查，指出農村婦女、印第安婦女等面臨的農業及手工業生產、糧食制造與消耗、自然環境、公民權利、生殖健康等方面的問題，以及是否能得到良好的救助。他們訴諸籌建合作社和集體計劃等方式，以實際的手段幫助改善墨西哥農村婦女的生活境況。同時，ILSB也不斷推進印第安婦女參政的可能，尋求建立一個合法的全國性政治機構，拓展印第安女性參與政治辯論的空間，反對把印第安女性建構為城市社會和種族主義的排斥對象。

毫無疑問，這些有組織的女權活動大大推進了墨西哥性別平等的歷史進程，一些杰出的女性權利代表因此脫穎而出。譬如，克魯茲·門多薩(Cruz Mendoza)，一位希冀改變墨西哥女性參與政治方式的薩波特克(墨西哥土著居民)女性。她年輕時曾參與家鄉Santa María的市政選舉，后因為習俗和傳統法律的要求，而無法正常參選。在克魯茲的斗爭下，瓦哈卡州進行了憲法改革，賦予了女性參與政治的同等權利。2010年11月，克魯茲成為瓦哈卡州政府中的第一位土著女性。貝蒂娜·克魯茲(Bettina Cruz)，半生致力于捍衛人權和保護土著居民的土地，是特華特佩克地峽土著居民組織的重要領導者。貝蒂娜和她的同事雖然飽受監禁和折麼，但是仍然為土著社區中的弱勢者奔走呼吁。莫拉萊斯(Consuelo Morales)，墨西哥人權和市民組織的創始人，關注婦女和兒童的生存狀況，反對警察部門濫用國家權利，2010年被授予國家平等獎。

透過這些女性的斗爭經歷看，墨西哥女權的發展進程是異乎艱難的。并且，當今墨西哥的女性解放也已經不單單只是一個女權問題，而是和其他社會問題交織在一起。事實上，女權主義的話語也從來不是一個線性發展的問題，它的主題、問題和訴求都不是統一的，而是和時代背景息息相關。

盡管新時期的墨西哥女性不斷在各個領域嶄露頭角，希冀通過具體的行動讓自己的國家變得更好一些。但是社會體制和文化傳統的變革遠非朝夕之間可以達成，墨西哥女性尋求改變的進程依然道阻且長。

(限于篇幅，參考文獻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