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記者 謝添實 實習記者 黃聰瑩)人物名片：吳青：冰心小女兒，1937年出生。1960-2000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任教，1982-1983年美國麻州理工大學訪問學者，1993-1994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富布賴特訪問學者。1988年起，當選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連任四屆民選代表；自2005年起為“亞太婦女參政中心”董事；2006年應聯合國教科文總干事的聘請為“世界和平教育獎的評委”。2001年榮獲“拉蒙.麥格賽賽”公眾服務獎；2003年被施瓦布基金會選為“世界杰出社會事業家”。
陳恕：吳青丈夫，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對冰心文學成就多有研究，翻譯出版多本有關冰心文學的著作。研究愛爾蘭文學，有評論稱他“掀開愛爾蘭文學冰山一角”。
訪談吳青夫婦，是在下午的三點半，這也正是福州最熱的時段之一。雖然已年屆73歲，雖然連日奔波，就在上午還赴馬尾參觀船政文化，但在記者面前，吳青教授仍然精神十足，舉手投足間無不讓人感受到那顆不老的心。
吳青今天穿著朱紅碎花連衣裙。她說，小時候有很多紅衣服，平常都在外面玩，天黑了才回家。媽媽隔山老遠就能看到一個小紅點，就肯定是她，媽媽也就放心了。
籠罩在母親的光環之下 感覺很幸福
作為冰心的女兒，自然離不開冰心的光環。“您自己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媒體在介紹您的時候，都會說是冰心的女兒，會排斥母親的這種影響嗎？”當記者問出這個問題時，吳青笑了：“我就是她的女兒，所以走到哪里肯定會這么介紹的，現在依然籠罩在母親的光環之下，我感覺到很幸福，一點也不會排斥。”
冰心的女兒接受了多少教育，在行動上做了些什么，往往更受關注，無形中也會產生壓力。吳青說她把這種壓力看做是動力，是一種監督。“我現在所做的，是從母親那里接過來，也算是沒有離開母親的光環吧。”
在談起對母親和岳母的印象時，吳青和陳恕先生的嘴角都揚起了笑容。在他們眼中，冰心就是一個普通的人，一個普通的媽媽。陳恕用“慈祥、直率、幽默”來形容他的岳母。陳恕回憶說，有次別人問冰心最近身體如何。冰心回答說：我現在是坐以待斃（幣）。“岳母意思是說，她現在老了，只能坐等著稿費來，老人的回答一語雙關，很有意思。”
人沒有等級 所有人都一樣
吳青說她小時候不知道母親那么有名，只知道母親是個好母親，會給她講故事。吳青對母親講過的故事仍記憶猶新。“媽媽會講很多故事，也會編故事，然后把道理告訴我們。我記憶最深的就是三只熊的故事，大熊比較貪婪，二熊比較懶惰，小熊既勤快又能想到別人。媽媽就問我喜歡哪個。我說喜歡小熊，媽媽就會說小熊最好了，然后列舉一大堆的例子和理由教導我要向小熊學習。”
父母在孩子眼里就是榜樣，他們做事、說話對孩子都能產生很大的影響。吳青從小深有體會。“我們家有一位把我們帶大的奶奶，她女兒的教育我爸爸媽媽都非常關心，她女兒讀大學的學費都是我們家付的。我爸媽把她看成是我們家的一個人。在媽媽眼里，人沒有等級，所有人都一樣。”
吳青進一步解釋媽媽的這種行為：“人在擁有其他身份前首先是個人，是個平等的個體。”
冰心對女兒們在做人方面嚴格要求，絕不允許自己的孩子騙人、罵人、說臟話。吳青有一次罵了一個啞巴，媽媽知道后非常生氣，教導她說：“你怎么能罵啞巴呢？你這比殺了他還要壞。如果你是啞巴，別人罵你怎么辦，你不能還口啊。”從此以后，吳青再也不罵啞巴了。
吳青記得媽媽總是對孩子循循善誘，讓孩子聽進心里去。她要求對別人的尊重，不僅是對人，對小動物、植物同樣如此。吳青小時候很喜歡抓鳥。有一回媽媽問她：天黑了，你最想做什么？吳青說：想回家去。媽媽又問：回家最想見到的人是誰？她回答說：想見到媽媽。媽媽接著又說，那現在天黑了，趕快把小鳥放了，小鳥也想回家。“從那以后，媽媽使我懂得去熱愛生命、熱愛人、要尊重人、尊重身邊的每個個體。”
“母親屬于中國屬于長樂”
有一個問題，記者終于可以當面提及：冰心一生中只回過福州兩次，第一次是1911年冬，第二次是1956年冬，在福州前后生活不到兩年，更未回到祖籍地長樂。但她的作品中卻傾注了對故鄉的滿腔熱情和愛意。這種感情從何而來？
“福州是媽媽的第一故鄉。媽媽曾說過，‘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樹，他的第二代就是樹枝，我們就都是枝上的密葉，葉落歸根，而我們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橫嶺鄉的田地的’”吳青回憶，媽媽在北京的時候，只要是家鄉來了人，她再累也會去，無論是家鄉什么人請她寫什么字，她一定會寫。“我的媽媽不屬于我一個人，她是屬于中國，屬于福建，屬于福州，屬于長樂的。”吳青在《我的媽媽冰心》一文中這樣寫到。這話也許可以成為冰心一生對故土永志不忘的注腳。
做一個負責任的公民
“在你看來，母親給你的最大影響是什么？”
?社會責任！
“媽媽對我很重要的一個影響，是教我人要有責任感。母親很小的時候就向我們灌輸這種理念。”吳青說這種責任感深深影響到了她。“像我小時候逮鳥，這絕對就是不負責任。這是對環境、對自然的不負責任。像公園里的花，是大家的，你就絕對不能去摘，你要去保護而不是去破壞，這就是你的責任。”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她把這種責任貫穿到她的人大代表生涯中。1988年，吳青第一次參加北京市人大代表大會，當時，大會正在審議“專門委員會”的人選，但她發覺，議案審查委員會和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委員會的候選人中，竟然有部分是政府官員。
“我覺得這很不對，道理很簡單，就像運動員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所以投票表決時，我投了惟一的兩張反對票和兩張棄權票。”
吳青回憶，當她投下反對票時，當時很多人對她頗有看法，說他是“中國最難對付的人大代表”。但母親十分認可作為人民代表的女兒的表現，提筆為吳青寫下林則徐的詩句：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我的很多力量就是來自母親，母親教導我們不能說假話，做違心事，要有社會責任感。”
在記者面前，吳青再次解釋了她眼中的責任。“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就要從自己做起，對自己做的事情要負責任。任何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公民有公民的責任，不管你多大年紀，每個人都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公民。”吳青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開始在行動上去做，去愛人、愛動物、愛植物、愛大自然，做一個真正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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